侠文化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内容，在群众中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瞿秋白说，“中国人的脑筋里是剑仙在统治着”①。又说，武侠小说“在各方面去‘形成’普通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②。鲁迅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③，包括了鲁迅所称之为“侠义小说”。他俩都很注意启发群众觉悟对革命的重要性，因此都很关注这种大众文化。清朝乾嘉之际，从《施公案》、《儿女英雄传》开始，武侠小说和公案小说、言情小说合流，瞿秋白、鲁迅所着重论述的是合流之后的武侠小说，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这些见解，在现在仍有其重要意义。 1 瞿秋白、鲁迅都是为着革命目的而研究侠文化的，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从当时革命形势要求来评价侠文化。列宁讲到马克思主义对过去的文化的态度时说，“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④。瞿秋白、鲁迅对侠文化，也是根据当时革命实践的要求来检验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这样的革命形势，要求广大群众认清革命道路，丢掉幻想，投入斗争。当时文化界是怎样的呢？“武侠小说连环图画满天飞”⑤。它们所描写的，并不符合当时革命形势要求，因此，瞿秋白、鲁迅对侠文化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现在的读者可能会不太理解，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理解的。 瞿秋白对侠的本质作了阶级的分析。侠文化使民众不靠团结斗争，不靠自己救自己，而只是等待英雄侠客出现，“等待的是些什么样的英雄呢？”“这些英雄所侍候的主人，例如包公、彭公、施公之类，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充其量是一个青天大老爷，英雄的本身又会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呢？”⑥他在论及《七侠五义》（原名《三侠五义》，俞樾修改后更名为《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和《火烧红莲寺》之类的戏剧时指出，“这里的意识形态是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识。”“当前的斗争任务是：反对武侠主义”。⑦他完全是从对当时的群众革命斗争实践是否有利来判断的。他具体分析了当时震华书局出版的《关东豪侠传》。这部小说写的是东北著名侠客（实际是胡匪头子）小白龙。他对于来剿灭他们的官兵，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安分良民，不知道的总说我们是强盗土匪。我们给官军打败了还好，万一官军给我们打败，被那些鬼子听了去，说中国的土匪如此厉害，中国的官兵如此没用，——岂不成了笑话！所以我们不愿意打败仗，也不愿意打胜仗，只好马上就走。”这位“豪侠”对官兵是采取不抵抗主义的。瞿秋白评论说，“这是小白龙等类，根本就不反对财神主义和财神制度。因此，财神和土匪之间，虽然有许多表面上的抢夺，骨子里是有一个共同之点的：就是保护财神主义的基础。”小白龙对官兵采取如此态度，似乎是深明民族大义，是从抗日利益出发，但应该知道，抗日斗争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国内的阶级斗争，取消了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很难坚持抗日斗争。瞿秋白指出，“对内不抵抗始终要变成对外不抵抗的。”⑧ 这里所涉及的是：宣传唯物史观呢，还是宣传唯心史观呢？侠文化所要宣传的是“青天大老爷主义者”、“‘个人的英雄决定一切’的公式”。这当然是唯心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依靠集体的、阶级的力量，必须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反动统治。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⑨又说，“无论知识人士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的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⑩。《国际歌》讲得很明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是神仙和皇帝！即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瞿秋白是《国际歌》的翻译者，当然很赞同这种唯物史观，而对与《国际歌》唱反调的武侠小说持批判态度。武侠小说是让广大群众“梦想着青天大老爷的青天白日主义者，甚至于把这种强盗当做青天大老爷，当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结果，人民群众虽然人数很多，“可是多得象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天剑，尔且安民做奴才’。”(11)他认为武侠小说所起的实际作用是让群众“安心做奴才”。武侠作品歌颂侠客“劫富济贫”，这似乎对人民群众有好处，但我们要看侠客这种行动的实际效果。瞿秋白认为“劫富济贫”云云，不过是“空谈”。(12)穷人把翻身希望寄托于“武侠和剑仙”，是一种“梦想”，“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13)。“这种英雄好汉的侠义主义，在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些妨碍着群众的阶级的动员和斗争，在群众之中散布一些等待主义”(14)。如果待侠客来“劫富济贫”，实际上就等于“安心做奴才”，永远“贫”下去。他认为宣扬侠客的“劫富济贫”，实际上是“散布财神菩萨的迷魂汤”。(15) 鲁迅与瞿秋白相似，对侠文化基本上也是持批判态度的。在关于侠文化方面的文章，有一篇是他们合写的，表达了他们相同的观点，此文即《真假堂吉诃德》。它对中国侠客的虚伪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侠也有真假，即使是真侠，也不过是“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十分老实的书呆子”，“傻相可掬，觉得可怜可笑”，“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至于在中国，则只有假侠客，他们是“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的种子”，就像《儒林外史》所写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此文的观点，在瞿秋白的《吉诃德时代》和鲁迅的《流氓的变迁》中都表达过。鲁迅认为中国“止留下取巧的侠”，他们投靠公侯权贵，司马迁之所谓“侠以武犯禁”，“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鲁迅特别指出“满洲入关”后，《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之类的作品所写的侠客，实质上是奴才，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中国的侠客是奴才，这是鲁迅一贯的观点。他在1920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讲小说史时，就认为“故凡侠义之士又必以为大臣之隶卒为荣宠。其（指侠义小说）所记健者性情，在民间每极粗豪，则媚滋一人，不胜其可怜之形，卑下之气，溢于纸上，此非詟服多年，以致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16)。他在1923年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时，仍认为“故凡侠义小说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他认为侠客之奴才性和满清入关后的形势分不开。他评价《三侠五义》时说过，“《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17)有的研究者引用这段话时，认为鲁迅是肯定侠义小说的倾向，其实他说的是侠义小说与《水浒》仅外貌相似，而精神不同。他在1925年于西北大学讲学时说，“《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指侠义小说）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18)1926年前后，侠义小说重新流行，使鲁迅写了一篇类似侠义小说的《铸剑》。小说中的“黑色人”就好似一剑侠。楚王杀了铸剑工人，其子眉间尺要复仇，却无法接近楚王，“黑色人”因善变戏法而得以接近楚王，终于杀了楚王。“黑色人”名“宴之敖者”，实乃夫子自道。人们会误以为鲁迅在这里歌颂了侠义主义，其实他只赞同复仇，而不赞同侠义主义。当眉间尺称“黑色人”为“义士”时，“黑色人”拒绝了这一称呼，他道，“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当眉间尺感谢他对“孤儿寡妇”的“同情”时，他说，“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鲁迅通过“黑色人”之口批判侠义主义，和当时侠义小说的重新流行分不开。“黑色人”对“仗义”、“同情”的批判和鲁迅批判“取巧的侠”的意思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