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人是文化动物。动物没有文化,只有人类有文化,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周易》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十三经中,不见“动物”的概念,但儒家极重人禽之辨。从人类独有文化这一角度来观察,可以说,归根到底,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方法的一种规范。 宇宙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虽然还有待于科学的发现与研究,但人类起源于生物的进化,已成现代生物科学、人类学的定论。只是现在散居于地球五大洲的人类,起源于同一祖先还是起源于不同祖先,还有待人类学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人类有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他们的生存方式方法,有许多相同,有许多不同。但大抵有过相同的发展变化的历程。《周礼》所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竟好像是对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基本生活状况的历史发展概述。可见,全人类的生存方式方法有其共同性,有其随时间发展变化的时代性。自然,我们还看到许多不同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带有种族和民族的性质,也带有不同时期和时代的性质。这在家族家庭的关系及其变化和男女婚恋的关系及其变化上,表现特别鲜明。 可以说,一处生存方式方法形成一种文化,一种文化规范一种生存方式方法。从这一基本点来观察,说到底,文化的演进和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冲突,都是人类生存方式方法的演进融合和冲突,都是人类生存利害的抉择。文化为人而存在;人不为文化而存在。 1 人有生物进化链条上最高级的生命,这是人类一切问题的内在根源,也是人类之所以有文化的根源。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鲁迅说:“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都把握着问题的根源。 这是人类生存的困境。这困境来源于人类生命的内在欲求和人类生命的内在特性。 第一,生命是一个过程。有生必有死,死而不能复生。死亡给人以无奈,以痛苦;而迄今为止,人类多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最大的悲惨,最大的不公平。 第二,生命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首先必须饮食。饮食,一面关乎人的生死,一面关乎人的生活质量。于是在免于冻饿而死之外,又有贫穷与富裕,困苦与舒适的不平,还有奢侈的腐败与堕落。 第三,生命的存在是个人性的,个人免不了死亡,人类却必须继续。而人类生命的进化已经摆脱雌雄共体的状态,于是而有男女。性欲本是生物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本能,而人类的性欲却已经超出传种接代,成为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必需,成为一种特殊的偷悦和特殊的亲昵。古人已经指出“食、色,性也”;鲁迅又进一步分析出“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但人类在性上所遇到的困难,激发的热情,使用的心力,付出的代价实在是不计其数了。 第四,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到出现高级神经功能。人,不但有眼耳鼻舌身的感觉,而且有知觉、印象、感情、联想、想像、幻想、理想、记忆,而且有主观能动性等等高级的复杂的心理、精神活动,有相应的语言表达和交际的能力。尤其是还有老子所指出的“智慧出,有大伪”的现象。 第五,人的生命是个体的,而人类的生存却必须群居。群居而有群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天然的男女之分;有血缘的种族民族、家庭家族之分;有社会的农牧之分,工农商学兵之分,官民之分,阶级阶层之分,白饮煎饮之分,等等等等。每一群体有群体的共同生存利害。 生命的个体性和生存的群体性,使生死存亡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无比地错综复杂,难分难解。文化就是人类面对这一系列生存困境求生存求发展的努力和结果。 2 生死事大。人及其群体,怎样才能生存?怎样才不致于灭亡?这是根本。 着眼于这一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大抵可分三类四大系统。 一类一大系统,是入世治民,重视生命,重视群体的生存。如儒家,老子,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之类。 一类一大系统,是庄子。以生命为本位,长命不喜,短命不忧,精神专一,动合自在,在恬淡中享受生命,作个人的逍遥游:无所谓入世与出世。 一类两大系统。这一类是出世,求仙拜佛。一大系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方士,对生命持病态的留恋,于是求仙道,即长生不老。不是生命的解脱,而是永远享受世俗的生活。“一人得道,鸡犬飞升”的故事,十足地表现了这一大系统的文化精神。另一大系统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而后中国化的佛教。把人类生存的困境,人生的痛苦推到极端,以生就是苦,苦海无边,而逃避红尘,出家出世,寻求涅槃,寻求生命的或一种解脱。 这三类四大系统文化在中国影响最大,成为汉民族生存方式方法基本规范的是儒家。儒家抽象的思维特征姑且不论,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观,“亲亲”即“别亲疏”,“尊尊”即“序长幼”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及其可操作性很强的“三纲五常”的原则纲领,迄今几千年长盛不衰。虽然几千年来,不断有明智之士提出质疑,责难,批评与抗争,虽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性打击,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反对旧道德的同时,提倡过新道德,依旧根深柢固。“五四”新文化反而成为一些人公开攻击的目标,控诉“五四”使民族传统断裂,把今日中国的文化危机归罪于“五四”,痛斥鲁迅为中国文化的罪魁祸首,诬称鲁迅全是破坏,没有一句正面意见。而他们却又标榜“宽容”,“仁恕”,“费厄泼赖”,以自己为折中,公允,调和,平正的主义化身,不打倒鲁迅的“偏激”和“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中国文化将永远沉沦。这是怎样的心态和怎样的判断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