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之被称为“民族魂”，决定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深刻联系，这种联系是怎样形成的呢？鲁迅的全部著述表明，他汲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墨、法等思想的精华；但是，如果将此视为一种对这些传统思想因素的简单积累与综合，其结果必然失去了鲁迅。因此，探讨鲁迅怎样以他特有的个性方式形成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就成为研究得以展开并深入的关节。 显然，这里涉及到研究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旧序中反复强调，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往往对于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思维方式的变革则要求我们，在大量现象事实的材料中，找到最能体现鲁迅个性特征的典型现象，并以此为“中间环节”，深入到具有本质性意义的，与传统文化联系的个性方式之中；而要找到这一“中间环节”，个性化的研究就显得至为重要。 提出个性化的研究，不仅因为这是学术研究深化的必然要求；而且，个性化研究的客观依据，就存在于研究的对象——鲁迅自身。 鲁迅产生的时代——“五四”，是一个人的个性意识充分觉醒的时代，如刘纳同志所说：“五四时期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为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知识分子个性解放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比起古代人来，现代人更多地属于他们自己”①。刘纳着眼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这两大作家群的特征迥异的性格比较，发现在他们身上，分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儒、道两家思想所造就的“儒雅”与“风流”这样两条并行的文人传统的印记。显然，鲁迅既不“儒雅”也不“风流”，他的以及回忆他的文字材料，都可以反映他的个性特异，如他自己所说：“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些特别”②。请看如下鲁迅个性的独到的观察—— 他的敌人说他多疑，神经质，阴郁，他的爱人说他“感受的黑暗居多”，“以悲观作不悲观”，他自己则说他因了“经验”，“也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自觉脾气实在坏得可以”，他纵酒，他焦躁，他有时为了不舒心的事，在家里长时间的不说，不动。作为他感情活动的一种特征，敌、友、己从不同动机出发，却在各自的感受中，达到了某种一致，这反映了他的某种心理素质，某种感情面貌，某种精神气氛所显示出来的稳固特征，即其特有的个性气质。③ 坎坷的遭遇使他从小便带有阴郁、怀疑、憎恶的眼神看待眼前这个世界，并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内向、孤僻又略带偏执的性格。④ 这确实反映出鲁迅个性的某些突出侧面。依此，我们进一步对鲁迅个性形成进行文化溯源，显然，简单地从儒、释、道、墨、法等思想出发，是无从给以解释的。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上观察所体现的个性化的研究方式，即不囿于固有的“结论”而转向“过程”，对鲁迅个性的形成，追溯于他的幼年至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影响和特殊的经历。 可以给我们的研究以启示并拓展思路的，是大量现象表明，作家较之一般人，其个性、气质与他们所在地域或民族的文化背景，有更直接、更深刻的联系。比如，恩格斯批评歌德的“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就归因于他的故乡——莱茵河畔的商业中心法兰克福的小市民的庸人气息的影响。⑤果戈里是这样评价俄国近代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命运好象故意地把他抛掷到那个地方去，……高加索唤起了他灵魂的力量，毁坏了依然束缚在自由思想上的最后的锁链。大胆山民的自由的诗意的生活，他们的格斗，迅速的，不可抗拒的袭击，俘虏了他；从这时候起，他的画笔就获得了使刚刚识别俄国的人为之惊奇和倾倒的那种广阔的规模、敏捷和大胆”。⑥ 同样，鲁迅的思想性格、个性气质，鲁迅的文化个性，正是植根于故乡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对此，人们已经作了多方面的说明与研究。比如，周作人曾谈到，绍兴人的“浙东性”，即“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⑦。“绍兴师爷传统”所蕴涵的法家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及其外在文字表现形式，对鲁迅一生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⑧。又如，鲁迅身上为人称道的“越人卧薪尝胆之遗风”，他自己解释说：我“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⑨。 瞿秋白从鲁迅与故乡的精神联系出发，更有独到的说明—— 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 ……（他）是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也很久的在“孤独的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⑩ 故乡文化哺育了鲁迅的个性。鲁迅以故乡文化为“中介”，形成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他从自己植根于故乡文化的个性出发，对传统文化的择取与拒斥。一方面是择取，鲁迅与“魏晋风度”、“六朝文学”的关系即属此列。魏晋名士的蔑视礼法、“非毁典谟”、傲踞竹林，与清代绍兴人的“浙东性”，即章学诚所说的“逆于时趋”，“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11)的质性，是内在相通的，缘于窥破世态人心而与时趋相背，愤世疾俗的铮铮傲骨。在这方面，魏晋名士较之“浙东性”人物又有过之无不及，而为鲁迅心神所往。而且，“孔融作文，喜用讥讽的笔调”，“专喜和曹操捣乱”(12)，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等文揭示“人性之恶”，为司马氏深恶；这与涵有“法家的苛刻的态度”的“绍兴师爷笔法”亦是相通的，表现出透视人情世故的极端冷酷与尖刻。在这方面，“师心以谴论”的“魏晋文章”较之“绍兴师爷笔法”亦有过之无不及，而为鲁迅取之融会笔端。鲁迅对“魏晋风度”、“六朝文学”的择取，同时又是对以“名教”包藏祸心诛杀异己的司马氏之流的拒斥。鲁迅进而理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榜“仁义道德”以“吃人”的一脉，置于自己五四时期反封建思想文化的中心位置，给予最为有力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择取与拒斥，贯穿中国古今，显示出鲁迅的惊人的洞察力与分析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