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著名作家浩然的一部重要作品。全书共四部，190万言。第一、二部曾于1972年、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两部则一直未能出版。去年，京华出版社以完整面貌出版了这部长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去年8月27日，《文艺报》发表了浩然的《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文章说：“《金光大道》是我练笔写作二十年以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书不但酝酿时间长，而且雄心勃勃：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给农民立一部‘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如同散沙一般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我要如实记述这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要歌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金光大道》写的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普遍发生过的事情。那时，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把中国建设成符合其纲领和主张的社会，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随即着手发动分散劳动经营的农民搞生活互助组，进而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再推广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化’。当时党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金光大道》写的就是‘三大改造’之一的农业改造。具体描绘冀东一个名叫芳草地普通村庄里，众多不同层次、不同身世、不同命运、不同理想和追求的农民们，在这个‘改造’的运动中，传统观念、价值取向、生活习性、感情心态等等方面，或自愿，或被迫，或热切，或痛苦的演变过程。” “《金光大道》和另一部长篇《艳阳天》在七十年代中期曾经始料不及地使我‘腾飞’到如茅盾先生所谴责的那样，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境地。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对‘文革’那段非常的人生经历，我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但是从根本上否定《金光大道》我不能心悦诚服。《金光大道》所反映的那段生活道路是我国几亿农民确确实实经历过的。参加那场‘农业改造’实践的人大多数还活在世上，他们可以作证。身为该书作者的我，也不是那一段历史的旁观者，更不是靠单纯采访获得的写作素材。我在农村当过八年村、区、县基层干部，当过多年报纸的新闻记者和编辑，是中国农村大地上那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当时的积极分子高大泉、朱铁汉等等，都是我的依靠对象和战友；我曾协助那些先进人物们说服、动员无数个单干的农民一路同行，与传统观念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决裂，加入了集体劳动组织行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而才开辟出一个又一个‘农业合作化’的新局面。他们对幸福明天的热烈向往，顽强追求，以及为达到目的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当时就深深地感动了我，至今也铭记在心头，他们是正确的、伟大的。正是从亿万先进农民身上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出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记录下那个时期农村的面貌、农民的心态和我自己当时对生活现实的认识，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它的存在价值。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不应该受到责怪；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 “《金光大道》是我艺术生命青春季节，是我年富力强、文思敏捷、创作欲旺盛期的产儿，是我在写出一百多个短篇，有了写长篇的实践经验、信心十足的状态下写作的。当时的极左思潮相当严重，我的创作思想确实受到一些影响。但在写《金光大道》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我尽力保持着清醒。在农村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的我，受北京市革委会启用，重又获得拿笔写作的权利之际，就有不少‘好心’人指点我写‘文化大革命’的题材，写‘夺权斗争’。我没有那样做，而有意回避‘现实’。决计写‘距离’远的农业合作化时期的题材。在执笔时，我尽力忠于生活实际，忠于感受，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等其时很不时髦的情节和内容。正因为如此，《金光大道》前两部出版发行以后，立即受到社会的欢迎和赞许，短时间内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几千封读者来信，各省出版社租型印刷都供不应求；小说在电台连续广播过，日本等国家翻译出版过，同时改编成连环画、拍成电影故事片、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所以当时它产生过广泛影响，拥有众多的读者。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人对它留有美好记忆，关心着它的命运。 “由于《金光大道》是在特定的时期创作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期间的烙印，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我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因为它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产物，它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这样对读者认识过去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学，以及认识那个时期的作者更会有益处。” 《金光大道》的重新出版与浩然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新闻出版报》、山东《作家报》、天津《今晚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报》、《农民日报》、《太原日报》、天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纷纷发表记者专访或争鸣文章。现将主要论点分述如下。 批评性意见 艾春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文汇读书周报》10月29日）中说：“‘文革’时期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成为流行读物，不是他真的‘有意回避现实’，‘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而是因为这些作品出现在一个极不正常的文化荒芜年代里。”“《金》第一部，构思中明显模仿了柳青的《创业史》……这部四卷本的小说写于1970年，完成于1977年，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的时期；作者虽然写的是‘远离’‘文革’时代的‘夺权斗争’，却写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虽然没有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却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金》里塑造了一个谷新民县长，来暗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编出了高大泉——张金发、田雨——王友清、梁海山——谷新民的三级斗争模式，正是图解了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长久性，图解了‘文革’时期反‘党内走资派’的理论。”“《金》里所谓的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大约是指高二林与钱彩凤的婚事，可惜这段爱情表现的并不是爱情本身，只是写富农分子为了破坏农民组织起来而设下的‘美人计’，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