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在较短的时间内；分别由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四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在大中华文化圈内是颇为罕见的现象。除台版和港版之外，湖南文艺出版社从1990年底到1994年底连印10次，书店还经常脱销。当文学在九十年代受到影视、歌舞、体育等多种文化娱乐样式强烈冲击而面临困境时，一部三大卷、120万字的名副其实的严肃文学作品居然成了畅销书，而且所刻画的主人公是一个在不同地区有着天地之差评价的历史人物，竟然能够深受海峡两岸读者的青睐，这一文学现象很值得深入探讨。 它是不是新闻界“炒”起来的？不是。是不是评论界“吹”起来的？不是。是不是影视再创造后才“火”起来的？也不是。据笔者所知，它在大陆出版以来，除湖南省内有少数报刊作过一些简单评介之外，到1994年底止，省外较有影响的文章，只有《文学评论》1993年底和《文艺报》1994年初分别发表的作者本人的《创作琐谈》和蔡葵的《救赎与重塑》等几篇。素以搜集资料最全、以推荐佳作著称的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也在1994年底之前未转载过任何完整的有关评介。这与陕军东征时的浩大声势相比，只能算作“大地微微暖气吹”。 搞市场经济，对商品进行适当“包装”，是应该的，必须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商品属性，同样需要进行一定的广告宣传。但是，商品本身首先得是优质特产，作品本身首先得是精品佳作。粗制滥造、质次价高的伪劣产品，即使包装新奇怪异，广告铺天盖地，暂时获得一些经济效益，终将被消费者唾弃。因为《曾国藩》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因为作者对曾国藩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出来的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大人物，没有单纯地在政治上定位和从道德上评判，而是努力置于文化系统中进行考察和描绘，从而刻画出了中国封建末世理学名臣的悲剧典型，所以才能在出版商没有大肆叫卖的情况下，仍然流传甚广。但我不准备对小说本身的艺术成就进行详细分析，只是想从更广泛的范围谈谈这部作品之所以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的原因，以及由此引起的思考。 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首先当然是因为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有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有“双百”方针的全面贯彻等必备的社会条件。然而，这一大好的历史环境，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是完全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的。唐浩明较为成功的创作，自有他本人所独具，又可供其他作家所借鉴的东西。姚雪垠认为历史小说家应该同时是历史学家。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大师，哪一位不同时是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杰出学者。唐浩明还必须奋力攀登，但已在崎岖的道路上作了艰苦的跋涉，则是不争的事实。他少时在父母离开大陆，自己寄养穷家的困难条件下，曾用捡废铜烂铁换来的钱去购买《三国》、《说唐》等书。大学虽然攻读工科，但新时期伊始，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华中师大中文系录取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不仅圆了多年想进文科大学的梦，而且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学基础。毕业后被分配到岳麓书社工作，不久即担任了《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这样他就有条件阅读和整理曾国藩留下的1500万字的家书、诗文、日记、奏稿等尘封百余年的历史资料，并有机会访问海峡两岸的曾国藩后裔和调查曾国藩活动过的历史遗迹。同时，他还钻研了解放前后和海峡两岸出版的多种近代史著，阅读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以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文集，并旁及各种笔记杂谈、稗官野史。如果说这类艰苦的准备工作，其他一些稍有成就的历史小说家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过的话，可贵的是，唐浩明在创作之前还对曾国藩的生平交游及政治、学术、人才和文学思想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十来万字的学术论文。这就为他突破单纯地强调史料真实性而作浅层次追求和狭隘地理解古为今用原则而作机械比附的窠臼，能从大文化的广度和高度认识和描写曾国藩这一艺术形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想理论准备。 我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自从姚雪垠填补了“五四”以来的空白之后，在新时期，农民运动领袖、民主革命志士、封建明君贤相和历代文人学者相继跻身于文学画廊，各类历史小说可谓层出不穷、空前繁荣。为什么除《李自成》、《金瓯缺》、《少年天子》等为数不多的作品尚在读者中流传外，其他大量作品，甚至包括某些初版时喧腾过一阵的作品，今天已经逐渐被读者淡忘了呢？究其原因，仍然是恩格斯所说，看其是否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一般说来，那些被时间逐渐筛掉的长篇历史小说，在“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方面都有可取之处，然而在“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方面相对薄弱。唐浩明的《曾国藩》与其他一些较好的作品无不都是作者经过长期酝酿和构思，才在这方面找到独特的视角，并揭示出较深的文化底蕴，甚至提升到一定的哲学层次。 其实，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是如此，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何尝不应该如此呢？现在走进书店一看，某些稍有名气的作家的作品，就像魔方组合般摆满书架，如精选、自选、分类选、文丛、文萃、文集，就差一步要出全集了。实际上能够在读者中造成一定影响，过了几年尚能被读者提到的，只有那么一两部，或者两三篇。我国古代五大长篇名著的作者，除罗贯中尚有其他长篇之外，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都是终其一生，仅以一部长篇传世，曹雪芹的《红楼梦》还只完成三分之二。像俄国托尔斯泰有三部巨著藏于世界文学宝库的现象并不多见。而且他的《战争与和平》在壮年花了七个春秋，《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年费了五个寒暑，《复活》在老年耗了十个岁月，三部作品的间距是五年和十年。“板凳需坐十年冷”虽不一定是必须遵循的规律，但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严肃态度，托尔斯泰“在墨水瓶里留下自己的血肉”的刻苦精神，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长篇小说被称为描绘历史的巨幅画卷，是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标志。只有摒弃虚荣心态、浮躁情绪，树立精品意识、夺标思想，经过反复琢磨、精心锤炼，才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挖得更深、写得更美，既不重复别人，又能超越自己，克服某些作家后部不如前部，甚至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处女作的不良现象。一部优秀作品胜过成千上万部平庸作品，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现在我国每年出版长篇小说高达四百余部，不是数量太少，而是精品不多。德高望重的巴金于1980年在日本说过：“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最近在作协主席团会议期间，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人生要有理想，我写作七十年，就是靠理想。”并且强调：“我就是对拜金主义很反对。”遵循耄耋老人的教导，中国当代作家一定能够创作出与社会主义伟大时代相适应的史诗，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相匹配的瑰宝，与世界各个艺术高峰相媲美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