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性格里充满着矛盾的两极端，因此他的一生，就不得不为这矛盾所苦忧。”①当郁达夫这样评说卢梭时，心底是否翻涌着一种惺惺相惜的悲酸和苦涩呢？事实上，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郁达夫就以其卢梭式的大胆的自我暴露嬴得了“中国的卢骚”的称誉。在郁达夫和卢梭之间确实有许多精神性格上的相似处，譬如因纤敏易感而引起的情绪的大起大落，近乎偏执的内省倾向以及毫不留情的自我剖白和谴责，……当然最根本的契合还是他们共同遭遇的内在自我的分裂和冲突。郁达夫“豪爽热情，却又偏多感伤情调，有时甚至陷于颓唐；他孤高傲世，蔑视流俗，却又自卑，甚至到了自我作践的地步；尽管有时放浪形骸，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②，”当然他也不乏世故老练的一面。追求闲逸，幻想超脱，又偏偏难以忘怀世事国情。内心多元的矛盾冲突在得不到整合时，怎能不导致自我的内在分裂并进而酿成深重的心灵灾难？它甚至会极大地影响到他的感知和行为方式，使他在四处碰壁后软缩到内心世界，自怨自艾，自伤自怜。不幸的是，郁达夫虽然有着卢梭自我矛盾的一面，却不具备卢梭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坚韧和执着的品性，因此倘若说自我的矛盾和分裂在卢梭那里还张扬着直面人性的复杂底蕴并勇毅地追求超越性整合的宏大而悲壮的气象，那么在郁达夫那里就只剩下无法排遣的凄伤和哀怨了。 感伤和忧郁无疑是郁达夫性格的基调。这种情感倾向的形成自然有着个人成长心理学方面的原因，早岁丧父不仅致使家庭经济陷入困顿之中，并使得童年时的贫寒成为他终生挥之不去的创伤性记忆，而且也使他在人格成长的过程中丧失了可供认同的强有力的形象，从而形成了柔弱而内敛的自我；长期负笈东瀛的孤寂的羁旅生涯无疑也助长了他性格中的纤敏和忧愤。然而这种从个人成长心理学角度作出的解释毕竟有其局限性，它无法解释何以在包括瞿秋白、梁遇春、何其芳等人在内的一批现代文人身上都流溢着郁达夫式的感伤和忧郁。毫无疑问，这种普遍的精神倾向是有着更为深广的历史—时代背景的。在我看来，郁达夫的感伤和忧郁主要源于他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一个现代文人——的新型感知方式。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工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运动、速度、光和声音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③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崩溃也使得人们丧失了可以依恃的精神后盾，因此在现代人眼里，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稳定有序、可以把握的对象，而象个庞大紊乱、变幻莫测的怪物，构成了一种惘惘的威胁。面对这个异己的世界，人们已不再拥有昔日悠游自如的亲切感和自信心，而陷入了无力把握的沮丧和惶恐之中。这种新型感知方式深刻地制约着人们对自我感觉和经验的判断。④感知方式的变化在感觉锐敏的文人身上无疑会得到最迅速也最强烈的体现，“因为艺术家的神经纤敏感觉锐利，所以一时庸人还不曾感到的苦闷、反抗和不满，艺术家就比他们要早几十年感到，或者一般庸人，在同一时代内所感到的痛苦、烦闷等，艺术家因为神经纤敏的缘故，要比庸人多感到一倍。”⑤因此，当我们听到文人们弹奏出或凄哀或愤激的乐音时，也就不必惊奇了。 让郁达夫最为哀伤的，恐怕莫过于在现代社会里失落的境遇了。过去某些文人备受尊崇的黄金时代已去如杳鹤，在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他们被迫卖文鬻字，四处奔走，表面上虽享有着流浪汉式的自由，然而这却是一种失去任何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⑥沉重的经济压力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点可怜的自由转化成极其惨酷的精神折磨。吁贫叹穷是郁达夫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从他忿懑的绝叫我们不难看出生计问题给他带来了何等沉重的精神压力。1921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他本打算在上海靠文学谋生，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玫瑰色的文学之梦。在上海四处奔波的结果竟是找不到一项足以糊口的固定职业，只好蛰居于亭子间，昼伏夜出，靠偶尔获得的微薄的稿费果腹。连养活自己都还成问题，又哪有余力来畜养妻孥呢？迫于生计，他只得辗转流徙于安庆、北京、武昌、上海、广州等地，谋求教席，遭到排挤倾轧，处处碰壁。随着文名渐隆，他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但早年求职屡屡失败的经历以及贫寒造成的精神创伤仍然使他时常会陷入懔懔自危的感觉。避居杭州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交权贵，读古书，游名山，名士的隐逸气很浓厚。然而，即便这样悠闲，他也依然摆脱不了对覆巢之危的近乎本能的警觉，而慨叹道：“人到了中年，感觉最切的，是无钱的悲哀。”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文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不做文人，一条是不要靠文章来吃饭，因此在《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一文中，他奉劝青年切不可以弄文为谋生的职业，若是出于对文人的盲目崇拜，“凭了一时的感奋，不顾前后，马上就跃入了诱感、不着实地的急流漩涡之中，一生的快乐与事业牺牲了倒还事小；有的时候，恐怕连性命都要保不安全。”⑧在《小说与好奇的心理》里他更干脆认为文学和爱情、忠君爱国一样，“都是生活问题解决以后的一种消化Dessert Course（餐后甜点心），有了原更好，没有也并不是必要的。”⑨这当然只是激愤之言。其实，郁达夫对文学极为钟爱，在他看来，文学不仅有美的价值，可以提供一个赖以追寻梦里青花的无何有之乡，而且还有知的价值，可以让人认识到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及人生的各个侧面，而文学家在作品里寄托的理想甚至也能成为后人依照实行的蓝图。⑩言论上的巨大反差正反映了郁达夫的失落者的心态。对于视自由和真诚为生命的文人来说，为了谋生而出卖自己的思想、知识乃至人格，这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这一重苦痛正是中国现代文人最基本的生存境遇之一，他们的感伤与忧郁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