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当代作家不一样，张炜是个擅长用长篇小说来表达其思想观念和美学情感的作家，他创作的最主要的长篇作品如《古船》《九月寓言》《柏慧》等，几乎是每发表一部都引起了文坛上的震动，尽管其“震动”的方位并不一样：就在《九月寓言》以其特有的磅礴大气获得批评界高度赞扬之后，《柏慧》则以对社会邪恶的激烈批评而为人所惊讶：《九月寓言》中那个遮蔽于茫茫大地用悲悯的眼神超越人间苦难的隐身哲学家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从恬静美丽的葡萄园里挺身而出与邪恶宣战的精神界战士。也许有人会为之替张炜感到惋惜，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像张炜那样脚踏民间大地元气充沛地超越现实功利的作家毕竟不多，但在我想来，这种对自我形象的重塑可能更符合张炜性格的本相，张炜此举可能正是为了纠正批评界从《九月寓言》中产生的关于他的形象的误导：他们或多或少把张炜描绘成一个阴柔纯美型的作家。当然，在当代文学领域充满媚俗功利的市侩气中，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已经相当高远，但在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炜看来，人的高贵气质并不表现在梅妻鹤子式的隐逸之中，高贵与高雅并非同一个词，真正高贵的人，是脚踏在苦难大地上，对贫贱的人怀有深切同情，并能够真诚帮助他们与邪恶作斗争的人。作家张炜就是这样的人。尽管这种高贵行径在举世滔滔中很不合时宜，很可能被某些聪明人讥讽为向风车开战的唐·吉可德，但张炜愿意作这样的人。 《柏慧》是一部急就篇，是在张炜完成了《九月寓言》以后，接着创作一部更大规模的长篇史诗《家族》的过程中临时插入的一项写作，也可以说是他下一部《家族》创作的副产品。这也足见这部作品对张炜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内心深处有一种更大的渴望对他的催逼，他是不可能为此中止那部准备更充分的小说计划来写它的。张炜曾坦率地说过：《柏慧》是“人在良知的催逼下，应该给时代留下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我看来是当代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东西，正如三十年代有人批评鲁迅为什么不多写几部《阿Q正传》反而将生命耗费在一些无谓的纠纷中时，鲁迅曾坦然地说：他那些触及时弊的杂文的确令人讨厌，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正反映在他的杂文里。为此，他把自己的笔称为“金不换”。现在来说这些掌故可能会使许多年轻人或并不年轻却想学得年轻一些的人感到讨厌，已经有不少文章在暗示现在张炜张承志式的直面社会正是三十年代鲁迅风的“谬种流传”，正要把这笔难解的账算到鲁迅的头上，但我还是想套用鲁迅的话说，现在有人见鲁迅风的讨厌，“也更见其要紧”。我们不能捕风捉影地把文学作品里攻击丑恶事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纠葛混作一谈，因为文学史上的伟大优秀作品，从但丁《神曲》到托尔斯泰《复活》；从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从曹雪芹《红楼梦》到吴敬梓《儒林外史》，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从现实环境中攫取某种生活原料以及对现世邪恶的抨击，如果为了强调艺术上的纯美境界而指责小说不该参与现实的批评，那样的纯美艺术恕我直言，不过是为了掩盖不敢直面社会邪恶的内心怯懦而找的藉口。我认为在判断小说该不该抨击邪恶时，唯一的依据应该是看其抨击的内容有没有普遍意义，“砭锢弊常取类型”与个人意气用事与揭人隐私，毕竟是有明显区别的。《柏慧》中所揭露的柏老、瓷眼之流的邪恶，正是本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史上可耻的一页，像口吃老教授的悲惨故事和叙事者的两位导师的不幸遭遇，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责任牢牢铭记的历史，如果今天我们对这样的历史已经不堪心理上的承受，那末苦干年后，就像现在欧洲日本有人会天真地以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都是犹太人和中国人编造出来的神话一样，青少年一代会淹没在所谓的后工业的流行文化里变成心灵的白痴。 所以我不认为张炜从《九月寓言》到《柏慧》是一种人格境界上的退步，张炜正是为了表现他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完整人格才有了《柏慧》这一本书。同样是表达对苦难和人类罪孽的看法，《九月寓言》表现的是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的大气心态；而《柏慧》则回到了《古船》式的现实战斗的知识分子广场世界。但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民间立场之间并不呈现高低主从的关系，因为苦难和罪孽在现实世界中都不是抽象的，《九月寓言》所面对的是自然形态的人类所面对的苦难，指极端贫困的生活和相应的愚昧野蛮的文化心理，这似乎是大自然在赋予人类自然的生命形态时与生俱存的，作家用从容超然的审美态度去表现正是其深得自然生命真谛的无穷奥妙（这种审美态度也使我想起当年张承志的《黑骏马》），而《柏慧》所面对的则是人世间的苦难与罪孽，是人类邪恶力量对善良美好向上的戕害。《柏慧》的作家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人类有分类而居的，分“向上的”和“向下的”的两类，这就有点接近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论断。这当然是作家用艺术的分类方式对世界的描绘，不能简单地移用到现实世界分析上去，作家用“血缘”与“家族”两个概念本来都是艺术上的象征语言，与过去文学作品简单化地宣传阶级斗争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并不是一回事。作家不过是据此表达了一种与邪恶不相妥协的战斗态度。自然的苦难与人为的苦难不能同等视之，在《九月寓言》与《柏慧》之间，只是应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里的一句名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我想，这“不可逭”，也就是指不可回避。 《柏慧》不是如《九月寓言》那样纯粹的长篇小说，其形态更接近于长篇思想随笔，其三篇长信的容量和内涵都不是很匀称，在我读来，其实仅仅第一篇致柏慧的信也就够了，这一篇写得最饱满不但关于葡萄园生活的描写和徐芾东渡的民间歌谣的开掘都再现了作家以前有关作品中的高远意境，而且关于柏老和口吃老教授的故事、关于叙事者的家族及其父亲的故事，都已经达到了让人灵魂感到震动的思想艺术魅力。而后两篇信在艺术结构上未免有些蛇足之嫌，第二篇致老胡师的信主要是重复并延伸前篇中伯老与口吃老教授故事的主题，引进了某研究所及“瓷眼”的邪恶故事，使历史的悲剧延伸到现实，第三篇致柏慧信展开了关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如何维系人格、良知、理想等话题的讨论，同时又展开了对现代城市经济生活方式的批评，这两部分内容相对来说薄弱一些，尤其我感到第三篇信的叙事很别扭，因为这篇信的内容是围绕了叙事者与其妻子一家的矛盾而展开，本来它的叙述对象应该是梅子，向妻子解释感情纠葛的叙述方式会更自然些（就像第一篇致柏慧信），可现在却是向一个旧时恋人叙述自己与妻子的矛盾冲突，叙事者的许多真实感情就很难出得来，这就使他对都市生活方式和杂志社经营方式的批评显得比较粗疏。这些艺术表现上的不足使这部作品不能达到像《九月寓言》似的完美是事实，但像《九月寓言》这样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殿后之作，本来也是不可取代的，即使是作家本人也未必能轻而易举地超越它，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柏慧》的失败，也多少是一种苛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