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田仲济先生写于1932年至1949年的杂文作品称之为“鲁迅式杂文”，是因为田仲济创作杂文的缘起及过程都是接受了鲁迅的影响并有意学习鲁迅，无论从干预生活的广阔、抨击时弊的激烈及学识素养的博大精深等方面考察，都接近鲁迅。 田仲济先生创作于这时期的杂文，收在《田仲济杂文集》中的共有212篇。据作者为这本杂文集写的序言中说，1937年以前所写，选入篇目虽不多，包括的方面却不少，总的来说，是反对旧思想，反对旧文化，有反对读经存文的，有提倡拉丁化新文字反对罗马化的，有反对读书救国的；1937年以后，包括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直至建国前的1949年，这一阶段时间长，写的比较多，保存下来的也最多，从作者自己说的“这一时期，开罪的人是不少的，首先对于大官大吏说了一些不那么恭敬的话”这一段话来看，这时期的文章是颇触着反对统治者们的痛处的，换言之就是具有相当强烈的战斗性。仅从作者自举的一例也可看出。“《奴才》那篇不到千字的短文就得罪了一群人”，“以后我出杂文集时最初命名是‘奴才集’的，但审查老爷们不同意，非改名不可，我改名《情虚集》，这次倒是有意讽他们‘情虚’，然而他们却通过了” ①。这不失为一件趣闻，而且让我们想到了鲁迅。鲁迅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②这时期的田仲济杂文，正是如此。 田仲济对鲁迅的杂文是推崇备至的。他说：“杂文是鲁迅创造的并且由他发展到了极高的层次……我不敢说今天已有人及得上，甚或超越他。”③因此，田仲济的杂文有意效法鲁迅。在思想内容上，他认为鲁迅的杂文是“反映那一时代的诗史”，杂文就单篇来讲是短小的，只能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点滴，然而“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④，整个时代就显示出来了。田仲济的杂文也是这样来写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敢说我从一鳞一毛合起来反映了整个的时代，但我究竟也生活在这个时代中，虽然我仅是生活在一个角落里，所见所闻不仅有局限，而对事物剖析的能力又是微弱的，可是，这个角落同样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风貌，……侧面多了就凑成全面，角落多了就凑成全局，是谁也无法反对的吧？”⑤鲁迅的杂文是“艺术武器”；田仲济的杂文是“敝帚尚可用，灰尘赖以除”（《田仲济杂文集·序言》），不是武器，又是什么！ 在艺术上，田仲济也是极为惊佩鲁迅的杂文，说它“光芒是那么灿烂”，而又经过苦心研求悟出其“灿烂”是来自作者素养的博大精深。“哲学、文学理论、语言文学的艺术技巧、社会知识、人生的观察……等各方面都要具有深度，观察力和分析力要达到能见人所未见，知人之所未知”。⑥为了写出像鲁迅杂文那样的作品，田仲济努力使自己也“达到这种程度”。有些方面，对他来说积蓄是深厚的，如上述哲学、文学理论、语言文学的艺术技巧等方面。另一些则不是他原所富有的，如上述社会知识、人生的观察，他在加强补充这些方面的积累之功是下得极深又极其刻苦的。为了熟悉生活，认识人生，仅在阅读报纸方面，他就下过经久不懈的大功夫。“我开始每天必读各地新闻、社会新闻，并注意各种广告……报纸扩大了我的眼界，使我认识了千奇百怪的社会和人生”⑦。他是沿着鲁迅走过的道路去寻求自己的特色的。他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相似而又不同，相似的是道路，不同的是特色。他以他自己的特有气质与才气，去继承借鉴但又全力塑造着个人的风格。 田仲济先生的杂文，涉及古今中外各个社会侧面和各个思想学术领域，手法又是变化无穷的，要归结它们的特色不是那样容易。若要勉强归结一下，那就是：揭露敌人，匡正时弊，因而具有战斗性；旁征博引，多譬善喻，因而具有说理性；状物生色，写照传神，因而具有形象性；谈天说地，发聋振聩，因而具有知识性；涉笔成趣，幽默隽永，因而具有趣味性。 二 田仲济杂文的战斗性，是作者的自觉追求。他在《情虚集·序》中说：“这些短文，有的是对社会的偶然的感触，有的是个人一时的感想，而这种感想也常是有社会上某种事象引起来的。……而当前这些情形又依然存在或者且更加剧，那么将它印出来，把社会的某些丑恶摆在面前，叫人人都看到一个污秽的心脏是在怎样跳动，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意义吧？”这实际就是暴露旧中国的黑暗。但作者指出：“仅说暴露了社会的黑暗面也不对，因为我不只暴露了，并且尽力的打击了。我看见黑暗，也看见了光明，对于现实我一直是乐观的。我是以乐观的积极的态度来揭发某些黑暗，指责某些缺陷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揭露的目的在于匡正，是以积极的态度，战士的风姿，来高举对那些污泥浊水的讨伐之旗。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最大的敌人除日寇外就是汪伪，讨汪和揭破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成为这时期田仲济杂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许多篇杂文中，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手法，进行揭露，而以尖锐生动的史料，为祸国媚敌的丑类曝光，是他多次使用而效果强烈的手法之一。如《迎降者》，先引吴伟业《鹿樵纪闻》中对李自成入北京时投降者们的丑状的描绘，如“时贼令新降者不得乘马”，“各官皆骑驴，方巾蓝服，小扇遮面，至牛宋及顾君恩署投门生帖，且领契；其外选者，乞携妻孥，宋企郊语之曰：‘俟到任做得好官，来迎未晚。’皆欣然而去”，指出“无耻之状，形容尽致”；然后比之以“今日之降者”，指出“虽未被限令骑小驴，着方巾蓝袍，但丑态并不下于古时。所以未以小扇遮面，因更恬不知耻而已。事实已不用再指，因是人人目睹的了”。除了比拟恰当，又特别强调今日的降敌者“更恬不知耻”，就足以让未亲见汪精卫等降贼的丑状者，有如目击而给以愤怒与不齿。 写于1936年的《侮辱与禁售》是为《世界知识年鉴》因有对德国元首希特勒言语不敬之处而被禁售一事而写的。作者指出：“书中因有这段叙述而禁售，并不值得我们注意，使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本国的书籍因这段言论在本国不能发售，而侮辱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外人的书籍，却仍可奉为名著而风行我们全国。”接着举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房龙的《我们的世界》，两书都于多处侮辱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尊严，而仍然在我国风行，后者甚至“仍被誉为应人手一编的名著”。这本“名著”对我国的数处侮辱之一是：“北京是中国之都城凡九世纪，本书出版时，这北京还是中国的都城，或者是一个普通的城，或者就是日本将军之暂时或长期的住处。”作者于文末极其悲愤地为“我们这受侮辱受惯了而不自觉的民族”而高声呼吁，对当局麻木不仁的态度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