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十六世纪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于十七世纪初迅速地走向了整个欧洲大陆。直至今天，它像一条斩不断的血脉，流贯于几百年间的世界文学发展史中，成为一种具有较长发展历史的小说形式。流浪流小说的久盛不衰，不仅是因为这种小说形式具有幽深的时间跨度，开阔的空间视野，更主要的是流浪汉就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断言，只要世界上有流浪汉，就有流浪汉小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当一个热血青年结束了他的东南亚流浪生涯，怀揣着他那丰富的流浪经历和无尽的流浪感受登上文坛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开始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这个热血青年就是艾芜，《南行记》便是他描述流浪生活抒发流浪感受的流浪汉小说。 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指的是具有流浪汉小说的基本特点的作品，即以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为主人公，以流浪者的游历见闻谋篇布局，通常采用第一人称自述或回忆形式，广泛反映社会各方面生活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生活情景等。带关这些尺码对艾芜的《南行记》匆匆扫瞄之后，你一定会对笔者关于《南行记》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这一结论报以肯首。但当你又回过头来对《南行记》进行细细品味时，又不难发展《南行记》除了具有世界流浪汉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 一般说来，流浪汉小说都是由流浪汉自己采用第一人称，以回忆录或自传方式叙述故事。换言之，流浪汉故事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形式，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在这一点上，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与外国流浪汉小说是合拍的，但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第一人称“我”与外国流浪汉小说中第一人称“我”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显示出较大差别。 在外国流浪汉小说中，第一人称“我”都是主人公，无论什么事件，总有“我”参与进去，并成为其中主要角色。流浪汉小说鼻祖《小癞子》，（原名《托美思河的小拉撤路》）作为流浪汉小说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由于小癞子这个流浪汉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在文学地位上仅次于《小癞子》的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耳法腊切》也采用同样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流浪汉形象，这一形象就是作品中的“我”，即古斯曼。总之，“我”就是主人公，这在外国流浪汉小说中几乎无一例外。 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的“我”却往往不是作品描绘的主人公（仅《人生哲学的一课》除外）主角则是一个或几个下层人物。如《月夜》主角是小偷吴大林，《山峡中》主角是强盗头子魏大爷和其女儿野猫子，《森林中》主角是小麻子，马哥头，《红艳艳的罂粟花》主角则是善良的母女三人，等等。那么“我”在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中处在什么位置上，起什么作用呢？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很赞成盛子潮的论述，①他认为，在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中通常有两条结构线，一条是小说主人公的情节结构线，一条是“我”的抒情结构线，“我”是抒情线上的主角，是抒情主人公。这就是“我”在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的位置。 情节结构线与抒情结构线的关系是：小说主人公的那条情节线上产生的一系列行动，在“我”的抒情线上得到感应和反响，“我”的抒情线上对小说主人公行动的评判又促使情节发展，小说主人公借助于“我”的抒情走了出来，读者通过“我”的抒情认识了主人公。这就是”我“在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的作用之一。《偷马贼》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瘦小得风都吹得倒的家伙，找不到工作，竟干起了偷马的行当。第一次偷马就被人捉住，打了半死。然而，当”我“好不容易在草丛中找到遍体鳞伤的他时，他却首先要知道的是别人知不知道偷马的是他，并为终于得一个偷马贼的招牌而兴奋。原来这里是外国人管的地方，对汉人之间的事根本不理睬，所以店老板对偷马贼事事讨好，偷马贼在店里吃喝不付钱。最后他又跟“我”讲，他恨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一落下娘胎就连针尖大地方也没有”，可是，他偏要在这岩石一样的社会，找一条裂缝生存下去，并且，“既然找着这条裂缝……那一定要把它拓得更开些，更宽些。”这时“我”蓦地感到这个弱小人物的高傲了。刚才还对他有些同情，现在才觉得，“在他身上升腾起了强烈的争生存的欢乐感情，是用不着任何人的怜悯的”。一个挣扎在社会生活底层，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偷马贼形象在“我”的抒情中成功地凸现出来。 通过“我”的抒情，使小说主题得到升华这是“我”在艾芜流浪汉小说中的作用之二。作者在作品关键的地方，往往通过“我”直抒胸臆，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甚至发表议论，但读起来，你不会觉得枯燥，相反你会感到作家说出了你心中想要说而又说不出的话。如《瞎子客店》描写父子两位瞎子，父亲安于现状，用虚假的希望哄骗儿子，把儿子捆在自己身边，儿子虽然生活在永不到头的黑暗中，却真诚而执着地追求光明。当“我”于夜晚在山里寻找到这位年轻的瞎子，并告诉他，老虎是可怕的，但在他看来，只要能看得见，老虎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物是看不见光明。最后“我”感叹道：“老实说，我并不象他父亲那样哄他骗他，我倒真心真意地盼望光明的日子早点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瞎子，生活在黑暗中，只看见丑恶的现象，希望有一天世界光明了，能够看见美好的东西。”经过“我”这一画龙点睛的感情抒发，读者顿悟此作深刻的象征意义：现实的黑暗并不可怕，可怕提看不见光明，使作品主题得以升华。 二 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并非流浪汉小说首创，自从基督降生以来，这种形式就一直沿袭下来。流浪汉小说只是以系统而实用的手法重新借用了这种形式。一方面使得作者能以主人公的所见所闻为幌子，无情地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另一方面又增强了流浪汉形象的动态美和立体感，并且有意识地让读者介入叙述者所描绘的广阔的生活场景，让读者的视角跟叙述者的视角一起移动，一起领略纷繁的世态，甚至同时体味复杂的内心感受。在以第一人称叙述技巧使读者产生共鸣来实现自己的创作目的这一点上，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与外国流浪汉小说是不谋而合的，但在作者与叙述者“我”的关系上，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与外国流浪汉小说同样显示出较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