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因为文学的真正解放是以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在1979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问题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并且不免招致相反的评价和在实践中产生矛盾的后果。人们的性意识也在开放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开始萌动，由青春期性心理的骚动走向性意识的真正觉醒。与此相适应的是反映婚姻恋爱问题小说的大量问世，文学中的性描写也由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酝酿准备途径80年代中期的大胆探索实验，终于在1988年前后走向艰难的审美选择。 一、青春期性心理的骚动与新时期小说性描写的酝酿 1979年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发表，标志着新时期小说的性描写进入酝酿准备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中开始恢复，而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肯定、作家观念上的解放促成了爱情小说的大量问世。既然写爱情，就很难避开性心理、性意识的介入。恩格斯把爱情称为性爱，把性爱的最高形式热恋称为性的冲动，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爱情的起码条件。当时的作家固然尚未达到这样的自觉，但在描写爱情时已开始注意到人的性心理、性意识的萌动与初步觉醒。处于新时期小说性描写的酝酿期犹如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女，时常表现出性心理的骚动不安，对异性感情上接近而理智上又加以排斥，欲掩还羞。当时的作家在叙述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时，由初始的精神恋爱的悲剧发展到因本能冲动所造成的惨重代价；主人公对性爱的追求也由被动转向主动；人的性意识由茫然无知的混沌状态到性意识觉醒后性心理的骚动不安。 《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当时的确喊出了无数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情的人们内心的呼声，以同一代人的思考和行为鲜明地陈述了维护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人道的观点。作者虽有意回避性的描写，但话语背后却是对这种性与爱分离的遗憾。“她分明到死都是幸福的，因为她真正地爱过，她没有半遗憾。”“除了我们自己，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相信我们连手也没有握过，更不要说其它。”很明显，钟雨的情感是矛盾的，她对自己与情人之间没能实现灵与肉的融合有难以诉说的哀怨。恐怕连作者本人也没意识到，小说以对无爱婚姻的质疑触动了读者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了不少作家在创作中探索性爱的灵感与激情。物质的贫困、精神的愚昧把农村青年男女瑰丽的爱情降低到性本能满足的低层次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主人公初食禁果后再也无法抵御住肉欲的诱惑，而自身又经受着“性原罪”感的精神折磨，传统的习俗、偏见、社会舆论的压力、极左势力的干预终于酿成了他们爱情的悲剧。作品从两代人爱情追求上惊人的相似之处上把矛头指向对极左路线、传统性爱观的批判。 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弘扬，人的性意识也开始萌动。主人公在性爱态度上表现得日趋大胆、开放，传统的性爱观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动摇。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盘青青接触到现代文明之后，人的意识与性意识的同时觉醒，她与情人之间性心理的遏制与毁灭。如果说盘青青对性爱的追求是在外界影响、丈夫粗暴干涉下而萌发的，并在性意识觉醒后半推半就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在1984年同类题材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由被动走向主动，对性爱的渴求和行动多了一份大胆、少了一份惶惑。《麦客》中俊俏、充满女性魅力的水香，自幼失去双亲被人收养为童养媳，丈夫是个“白货什”，这些原本不幸的命运在人的观念、意识发生变化的80年代变得更加突出，她不再被动地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有意识地去寻求感情的慰藉，然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又给她与情人麦客之间制造了无形的障碍，他们不得已由性走向情、由肉走向灵的超越。作者似乎意在表现他们在压抑中的道德完善，不过这却使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矛盾中。其实，这在当时的创作中绝非偶然现象，作家在写到异性间由情爱向性爱的升华时，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模式。古华不敢承认盘青青与李幸福有私情，相反，就是爱情也需要在王木通百般凌辱后，用火灾中保护森林人为地为他们的“私奔”开脱；邵振国则让顺昌、水香在感情的压抑中走向道德的完善，这意味着从另一个侧面首肯了水香不幸爱情的合理性、不自觉地走向对传统性道德的认同……这说明作家在创作中，一方面肯定了人的自然天性（性冲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观念又使其无法跨越旧的道德判断的标尺，从而表现出一种谨慎有余大胆不足的审美心态，和主人公一样陷入了一种情与理、灵与肉的矛盾中。看来，作家正面临着自身观念更新的危机，性描写在酝酿期为真正意义上的涉性文学的出现作好了准备。 二、性意识的真正觉醒与性描写的探索实验 1985年是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一年。传统文化面临危机，西方现代的各种文学、哲学思潮一拥而入，文学创作从观念到形式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是人的自我意识真正觉醒的时代，不少作家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以一种大胆怀疑、否定的态度向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无情的抨击，以呼唤和重建一种新的道德和审美观念，一向被人忽略的“性禁区”很快成为作家关注的热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也为涉性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于是，性堂而皇之地走进纯文学领域。仅1985年就有《黑氏》、《玉河十八滩》等数十篇涉性作品出现，尤其是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发表，完成了性描写从酝酿期到探索期的过渡。这既表现在作品性描写比重的增多，更体现在作家已逐渐从传统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新的眼光和姿态重新看待性和创作中的性描写；再则，理论界对涉性文学此起彼伏的争论、商榷也无意中为性探索提供了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从两个阶段小说同类题材的性描写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出这种演变的轨迹。同是写年轻麦客现与当地不幸女性的感情纠葛，1984年《麦客》中的主人公的性爱意识虽已觉醒，但传统的伦理道德仍束缚着他性欲的冲动，他在性与爱、情与理之间徘徊的结果是走向对传统的回归与认同，这是人的观念从传统到现代飞越前暂时的延宕。然而到1985年，出现在朱晓平笔下的麦客不再是被动地屈从于传统的偏见，而是勇敢地与心爱的女子恋爱，几天时间两人便发展成难以割舍的情侣，他们的爱情虽受到地方家族势力的干预而失败，但他们在感情上仍忠贞不渝。女主人公最后迫不得已的殉情是对世俗伦理观念的有力回击与挑战，是真正作为人的意识、性爱意识觉醒的标志。《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虽出自同一作家之手，同是写“食”与“色”，但在性描写的大胆与幅度上却不可同日而语。经过80年代前期的酝酿，人们终由青春性心理的骚动走向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涉性文学也告别了酝酿期对人物性心理的描摹而大步跨入性描写的探索实验阶段。从1985年到1987年，当代作家在性描写上普遍表现出一种勇敢无畏的探索精神。随着作家文学观念的更新、对人类自身认识的加深、视野的开阔，这一阶段的性描写大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审美走向：（一）在对人物的性描写中渗透进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乔雪竹的《荨麻崖》、杨克祥的《玉河十八滩》等；（二）在展示主人公生命、人性的悲剧中，对压抑人的性欲和创造力的传统性文化、性道德进行重新估价，如邹志安的《睡着的南鱼儿》、周大新的《汉家女》、铁凝的《麦秸垛》、刘震云的《罪人》等；（三）从性的视角去探测人的生命自身，如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乡谷之恋》。与作品性描写的多元审美走向不同，这一阶段的涉性小说在审美意向上则表现出单一化的趋势。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是“想通过一个人性被扭曲，不仅在心理上被扭曲而且在生理上也受到扭曲来反映一个可怕的时代，告诉世间这样的时代不能再存下去。”不过，从总体上看，小说中性描写审美走向的多元与审美意向的单一是互为因果并行不悖地向前推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