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终于看到了散文“热”背后的冷、软、俗、脏，诸如“扯淡”、“打嚏”、“白开水”、“娘娘腔”一类批评也已见诸报端，有的甚至喊出“不要‘糖醋散文’”、“清除名人垃圾”的激烈口号。散文究竟怎么啦？窃以为两个字可以概括：缺钙！ 人缺钙会成侏儒，散文缺“钙”更易遭灭顶之灾！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无非是想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得到从其它商品（文学也是商品，一种特殊商品吧？）不能得到的东西。而近来兴起的“散文热”，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的特殊需要，即如蒋子龙在分析“随笔”为何大受欢迎的原因时所说：“人们在随笔中得到了在其它文学形式中所得不到的东西……人们厌烦了现代生活中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虚假和仿造，甚至包括对文学中各种低劣的大同小异的虚构。随笔恰恰是真的，情是真的，感是实的，思是新的……有那么一点现实性，给生活提一点建议。”可以说，读者对“散文”的选择是时代的惠赐，是他们在这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对散文文体特性充分认识的结果。那末，我们的散文创作者就不能不严肃地思考一下：应该为读者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从整体性看，作家的创作没有读者“参与”（阅读欣赏），是不能算作“完成”的，而读者需要的并不只是你“叙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你“揭示”了什么；只有你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超过或校正读者的“期待视野”时，作品才会被“接受”，你的创作才有意义：“一部文学作品在它发表的历史时刻以何种方式适应、超越、辜负或校正读者的期待，显然为确定它的美学价值提供了一种标准”（［德］尧斯：《试论接受美学》）。如此看来，散文作家要像巴金老人那样把心交给读者，就不仅要想读者之所想、思读者之所需，还要超越或校正读者的阅读期待，帮助他们提高审美能力、提高生活质量：“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好作品能够帮助人，鼓舞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作家写出美好的感情，美好的形象，更是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青年的心灵。所以，好作品就是榜样，就是力量。（巴金：《祝贺与希望》）这就是说，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振奋人心、激人向上的“力之美”（鲁迅语）；散文，决不能视作“软性”文体，决不能单是片面强调所谓“真情实感”，至关重要的是作品在“真”的基础上是否有“善”和“美”。只有同时具备真和善，散文才美。如果不顾读者的需要，一心只是为了自我表现，自我宣泄，像蜗牛一样仅仅打旋于墙角，看不见时代大潮，生活激流，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呼声，不思考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样的作品势必陷入“窃窃私语”、怩作态的泥潭，即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于身边小小的悲欢中做出些‘摆阔状’、‘撒娇状’、‘潇洒状’、‘深沉状’来，我爹、我奶、我妻、我嫂子、我儿子地聒噪不已，真高兴、真没劲、真玄、真累、真逗、真他妈地没完”（黄毓璜：《文学中不能承受之热》）如此无所事事却煞有介事，百无聊赖而又百无禁忌的“散文”（随笔），怎么不令读者大倒胃口呢！ 再从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说，任何作品只有包涵了深刻、丰富的思想，才会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或者说，真正的“力之美”就是作品的思想冲力之美。第一个提出散文要有“思想冲力”的是当代散文理论家林非教授。他曾多次指出：“为了要获得与时代和读者强烈的共振，比起侧重于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来，追求融合于艺术中的思想冲力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散文这种记载着整个人类心灵活动的文体，确实应该充分发挥审美的潜力、智慧的引力和思想的冲力，使得广大读者能够津津有味……从而推动他们向着精神生活的顶巅升华”（《散文新论》）。林非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为了迸发出强劲的思想冲力，就得饱蘸着现代观念去表现和抒写宇宙社会或内心世界”，而“现代观念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主张所有公民都在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上产生的法制程序的保障底下，具有充分表现自己智慧与才能以及担任各种社会公职的同样机会”，“只有用这种健全和合理的现代观念去审视整个世界，升华全体公民的情操与意志，我们的散文创作才有可能为建设民族精神的大厦作出有益的贡献”（《开拓散文创作的新天地》。林非先生这些论述虽然是八十年代中期讲的，现在读来尤为深刻：第一，它正确阐明了散文创作的“必由之路”。散文尽管侧重于抒写作家的内心世界，尽管可以自由抒写“心灵自由”，但依然必须着重于理性思考，不能片面强调情感宣泄，因为“思考和抒发情感，思考和表现内心世界，本来就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多少具有文化素质的人们，在其内心世界和真情实感中，肯定都会渗透着或升华出不同程度的思考的因素。而愈是趋于成熟的激情，就愈会潜藏着理性的光芒，它必然会通向深沉的思索。反过来说，也只有通过深沉的思索，才有可能深入和完整地采撷到激情的果实”（林非：《东方散文家的使命》）。第二，指出了正确思考的原则和方法平心而论，那些受到读者批评的散文随笔，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思考，但由于仅仅沉溺在个人的小天地、小趣味、小热闹中，因而思路狭窄，感情卑微，让人领略的全是小家子的意态、情趣——好散文必须用现代观念思考，必须思考举凡宇宙与人生，时代与个人，祖国与自我等重大问题。所以，“散文家必须是思想家”（徐迟：《论散文》），必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跳出单独写自我的小圈子，俯仰古今，“设计”未来，才能写出开启一代代读者心灵门窗的优秀作品来。第三，更重要地是指明了散文发展的方向及其创作目标：“为建设民族的精神大厦作出有益的贡献”。广泛地说，一部中国散文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自《尚书》以来，举凡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中国伦理学等都主要有赖于古代“散体”文字（散文）的记载，中华民族的种种文化精神也都在古代散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特别是进入现代历史后，散文更为新的革命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鲁迅散文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目下的散文，“热”的并不是鲁迅等革命作家，而与鲁迅大异其趣的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则热得出奇（有人精略统计，全国近年出版梁、林、周的散文约80余种），有人甚至公开宣称周作人附敌以后的散文“依然沉郁老辣，甚至超过以往”，连他的专掉书袋的抄书之作也成了“独创”，还说什么刘白羽、杨朔、秦牧这当代三大散文家都缺乏周作人那样的独特体验，“散文热”背后的冷于此可见一斑。这种冷是对改革大潮，时代前进，民族振兴的冷，也是对五四以来以鲁迅为旗帜的优秀散文传统的冷，这种鼓吹实质上将导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现代散文的枯干、死亡。这些论调，也同时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散文要进一步繁荣，必须重视思想，具有思想冲力，像八十年代巴金的《随想录》和近几年的余秋雨、张承志等人的作品那样，站在时代前列，超越自我，也超越读者的期待视野，为弘扬民族文化，建设民族的精神大厦尽心尽力——他们的散文，的确令人振奋，促人思考，催人向上，堪称新时期散文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