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创作曾经有过辉煌的纪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军旅文学创作独领风骚，多次在各项全国性文学评奖中高居榜首。在此期间，军旅文学大行其道，不时引发轰动效应；不少军队作家也灿若明星，在中国文坛上显得十分耀眼。然而，当着文学按其规律向纵深发展，经过大胆探索，在题材、主题、风格、手法诸方面都有了更广阔、更丰富的开进的时候，军旅文学却缺乏往日那样的熠熠风采，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强大的创作队伍，可以不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地爬行，而是大踏步地走出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是最理想的；但事实上，我们有的作家在新的变化面前有些跟不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令人尴尬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必然的。大体说来，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许多军队作家的文学准备先天不足，后来又没有积极补课；二是不少军队作家的发展一帆风顺，从未经过逆境的磨练，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失之于直线和肤浅；三是军队作家的整体力量有些减弱，往日形成的那种集团冲锋的态势没有保持下来。但最近，我读了获得第四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的几部军旅文学作品，从中受到鼓舞，并看到了一些可喜的新气象。 庞天舒是一位少年成名的作家。她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童话故事讲述者，作品清纯优美有余，大气磅礴不足，但是，长篇小说《落日之战》改变了我的看法。作品表现的是一段发生在战乱频仍的公元十二世纪的故事。作品有着鲜活的人物和浪漫的精神。全书的风格是雄浑厚重的，其间又流淌着清澈明快的溪流，读来引人入胜。我想起有的作家声称自己只写严肃文学、高雅文学，绝对不写通俗文学，因此，作品没人看。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误会，从总体上看，军旅文学是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无论是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还是当代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所有描写军事传奇故事的作品都是通俗文学。那种以流畅的语言讲述精彩故事，能够被各种层次的读者自动接受的作品，都是通俗文学。在中国，从事军旅文学创作的前卫作家难得一见，我们所读到的都是通俗文学，而通俗文学都是拥有广大读者的。那种仅仅因为作品没人看就自称为高雅文学的人，是很可笑的。一般来说，没人看的作品肯定不会是多好的东西。对庞天舒这样自幼从军、文化水平不高的作者来说，驾驭本书是有很多困难的。十分可贵的是，作者知难而进，坐冷板凳，下笨工夫，在完成作品的同时，完善了自己。与庞天舒的成功相对照，有些作者一进入专业创作室或一旦成名，马上就开始扮演孤芳自赏的角色，再也不肯努力上进了。 张卫明把自己的创作视角始终定位在现实军营生活上，近年来他尤其致力于“演习文学”的创作并且取得很大的进步，中篇小说《英雄圈》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篇。作者传达了他从繁忙紧张的演习导演部发现的诗意和激情，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富于传神意趣的文字，诱引着读者心甘情愿地随他在北国草原的演兵场上参观。这篇作品的立意与文笔俱佳。可读性强，给那种认为军营生活枯燥单调，无法出新出美的看法一个当头棒喝。有些作家认为军队难写，一是感到军营生活整齐划一，很难写出个性；二是担心框框多，不敢放手写。我认为这两条原因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实际的原因也是两条：一是江郎才尽，自己写不出来，却总是埋怨客观环境。一个艺术造诣高超的作家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只有艺术功底浅薄的作家才整天考虑去“趟雷区”。二是远离生活，不了解生活，却反过来抱怨生活中没有新素材。如果只是坐在家里想象，部队的教育、训练、演习、生产，确实也就是那一套。但是，从将军到列兵，哪一个不是血肉之躯，哪一个没有独特的心灵世界？军旅文学要想有读者，就一定要写人，写能引起官兵们的兴趣和共鸣的人。 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必须是张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对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是可以反映的，对某些消极现象也是可以揭露的，但出发点必须是善意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鞭策人们更好地前进。中篇小说《“臭弹事件”始末》就是这样一篇作品。作者李良名不见经传，囿于见闻，我没有读过他另外的作品。作者用平实的口吻，针砭了一个连队掩盖事故苗头的错误做法，应当说，借助文学的表现力，艺术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等问题，能够对读者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报告文学是军队作家的强项，这和作家们大多是新闻报道干事出身有关。我手头这本《上海1949大崩溃》的作者于劲，先前曾经写过一部备受称赞的《厄运》。所谓报告文学，由报告和文学两因素构成，缺一不可。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期望主要在“报告”上，对“文学”的要求并不高。因此，相对于小说、诗歌等来说，报告文学是文学诸体裁中文学性最弱的一种。报告文学的任务是向读者报告他们最想知道的东西，文学手段在这里受到较大的限制。尽管如此，报告文学还是有高下文野之分的。于劲具有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家的素质，她善于征史，也善于采访，更善于进行历史的沉思点。而这三，正是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除了记述历史事件的纪实文学外，更大量的报告文学是以迅速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的。时宁、原辉合作的报告文学《爱在北京》，向读者报告了京城活雷锋孙茂芳的事迹。作品把孙茂芳同全军学雷锋的大环境结合起来，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统一起来，用主人公的高尚精神世界贯串全篇，既可读、可信，又可感、可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