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是一部大百科全书，文学是其中异彩纷呈的一册，此刻，它已打开最后一页，众多书写之手都企盼留下自己的墨迹，“杂语并呈”是它最显著的文本特点，其中有一支声音值得倾听：文学，迎接“新状态”——这是世纪末文学的最后一声长笛。我个人认为，“新状态”虽然难以成为跨世纪的话题，但它却在两个世纪的临界面为本世纪的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打上了一个告别的“句号”。 “句号”是一种人为的动作，它意味着结束，又意味着开始。“新状态”的人为性表现在它不是一个自发的文学现象，而是源于批评界的一次文学的预谋和策划。文学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或者越来越像自己，构成文学运动意义上的文学日益由创作的自觉走向批评的自觉，批评在文学运动的构成中越来越显出自身的举足轻重。新时期的文学发轫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是作家自发地与主流社会进行配合的文学。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次自觉，也是文学的审美意识在历史意识中的第一次苏醒。但这个自觉者的形象是由作家担当，韩少功《文学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跨越文化的断裂带》这三份寻根宣言导致了一场文学运动的发生。由于这三位作者是小说家，因此他们是以作家的身份执掌了一次批评的职事。但它第一次显示出文学批评与文学运动之间一种隐秘的策动关系。这种策动到了新写实时其功能效应更明显，没有新写实的批评框架，池莉、刘震云等人则无以获得应有的定位。尽管作家本人认为不需要任何定位，但他们因其定位的准确而获致声名，却也是不易的事实。与寻根不同，新写实的批评方略已不是作家的客串，而是批评自身的操持，这是作家的自觉向批评家自觉的过渡，或者说是文学自觉与批评自觉的一次成功的合谋。“新状态”不然，它既不是寻根时期相对于创作而言的批评的滞后甚或缺席，亦非新写实时期评论对创作的描述与追踪。“新状态”几乎是一种以前倾姿态出现的批评的先行操作。寻根初始，几乎是作家自己的事；新写实表现为创作与批评共事；而“新状态”如果成为一九九四年的文学事件，那么它风起于批评之域，首先表现为一起文学的批评事件。在这里，批评是重要的，它敏锐地感受到一种契机的到来，这种契机产生于批评对一种新生写作的体验和自身对于当下文化流变的体验，两种体验的碰撞，便是“新状态”的诞生。与其说“新状态”作为一个概念反映了对象，不如说是它在构造一个对象，它把对象作为一个问题给推举出来；因此，“新状态”不应理解为批评对它的追踪，而是它在批评的策动下逐步呈现其可能。 “新状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产生于九十年代文化语境，并化身为它的有机构成。至少到现在为止，“新状态”不是一个既成的东西，它正处于一种多元化的生成过程中。创作与批评是这一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批评的任务不再像新写实只是在一旁敲边鼓（新写实的命名就显示出它是作家的事务），它不但直接参与“新状态”的形成，更以其独到的揭示与阐释为未定形的“新状态”提供价值参照或意义指向。因此“新状态”的文学前景正等待着创作与批评的不断莅临，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状态”：创作与批评的合力，再度显示了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与文人作家的“存在”。世纪末的文化语境，虽然众声喧哗，但大众社会的流行文化显然在唱主角、占主位，它积极取代了八十年代主流社会的权威话语一跃而为至尊，知识分子在它抢占文化滩头的强劲攻势下，一退再退而至整个社会文化的边缘。出局并非不是一种可能，因此“重返存在”便成为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批评界率先举起“新状态”的文学义旗，正是力图重现自身的存在，并且以新的姿态。因此，在我看来，“新状态”如果不是那么无边的话，它则是一个有关知识分子的文学新状态，或文学上的知识分子新状态。要而言之，“新状态”不是别的，乃是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写作”。 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新状态，大体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知识分子作为写作者或书写者在其写作姿态和写作方式上表现出来的新的可能；另：知识分子作为被书写者或写作对象在文本构成中展示出来的分化与走向。就前者言，目前推举出来的“新状态”小说家如韩东、鲁羊、朱文、北村、陈染、林白、徐坤、海男等，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是他（她）们的客观的身份，而且还标志着他（她）们的写作立场。因而他（她）们的小说——表现在行文、话语、氛围、语境等方面无不散发出隐隐的或浓浓的知识分子气息。尤其韩东、朱文、海男等都是写诗出身，他（她）们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已经先是诗人，并且现在依然是诗人，而诗更是知识分子一块最隐秘的圣地，韩东以诗入文，因而他（她）们的小说，骨子里都有一种诗化倾向。另外，他（她）们所提供的文本，不是“看”而是“读”——这是知识分子书写与大众文化之书写在小说上的某种区别。“看”满足的是感官的窥欲，如大众文化小说；“读”则必然提供知性的审视。当然，以知识分子身份书写并非“新状态”的专利，它之前的新写实如刘震云、范小青、方方、池莉也都是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写作”是两回事，知识分子不一定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并运用知识分子的有关话语来从事知识分子自身的书写。不妨比较一下池莉和陈染，陈染不会有池莉的世俗情怀，池莉亦不染陈染那怪戾的仕女作派。因此，延及到第二，“新状态”作家的文本，大都以知识分子或泛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对象，他们有教师（《西安故事》、《情幻》）、画家、音乐家（《最后的艺术家》、《先锋》）、诗人（《三人行》、《地铁车站》）、学者（《张生的婚姻》）以及一些身份不明的知识人，甚或以第一人称出现的知识女性（《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一个人的战争》）。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至少它反映了近期一些小说家在写作上的一种旨趣和动向，这动向如果和先于它的新写实小说作比，其中的意味将更加明显。构成新写实的人物表绝对以市民阶层为主，如《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光圈》、《风景》等，无不以各色市民如商店售货员、驾驶员、售票员、工人以及棚户和大院居民这些知识分子的“他者”作主角。真正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聊聊几篇，如《单位》、《一地鸡毛》、《艳歌》，又是在世俗化的层次上描写他们的吃喝拉撒，这里的知识分子在生态和心态上几与市民无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谱系”，它们之间的转换，无声地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知识分子从对全社会的关注转化为对自身的关注，知识分子对全社会的担当退守为对自身的担当。这种状况可以解释为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存在危机，由于这种危机以前尚未如此暴露，故知识分子从新时期以来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地以社会代言人的方式书写，但大众文化操持文化主权之后，知识分子的话语优势一落千丈。他们不无伤心地发现，原来大众市民们并不领情自己的代言，它们背叛得是如此彻底，一头扎进商业文化之抱。自作多情打消之后，知识分子终于明白，要紧的是重建自己的存在。自身尚不足以存在，又何以操持天下之存在。由此将视线调转，从“书写他者”到“书写自我”，从“代言人”式的写作到“个人化”的写作——便成为九十年代文学界一个很有意味的人文景观。在这里，知识分子作为写作的主体，同时又是客体；它是书写者，又兼作自己的书写对象。两者合一，构成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写作”的完型态，它不仅是知识分子重返存在的自我表意方式，而且也是顽强凸现自己存在以抗衡大众文化侵蚀的文化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