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曾经以汉唐气魄傲然雄视世界的中华民族日益陷入苦难的深渊，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民族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满怀“甘洒一腔报国血，重铸千古民族魂”的壮志，奔走战叫，流血牺牲，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谱写下为民族谋生存、求解放的辉煌篇章。而其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无疑最为悲壮惨烈，惊心动魄。五十年弹指一挥间，虽然抗战的烽火硝烟早已成为历史，但它蕴含的伟大意义却永远指向未来。作家应该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民族最纯正的良心；文学应该是了解一个时代最直接、最动人的窗口。今天重提抗战时期作家与文学的战斗风采，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意义显然远不限于在当今商潮冲击下风蚀骨销的文学界，对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金钱万能、享乐至上的颓风邪气也不啻是一块醒脑的巨石。 一 1937年的“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成了压倒一切的神圣任务。特定的严峻历史氛围和民族生存危机必须赋予绝大多数作家空前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而“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之中”。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烧红了中国的大半个天空，同时也点燃了中华民族争取生存与解放的神圣炮火，共同的历史处境和民族使命使中国现代作家这一特殊的、敏感的社会群体的原有“精神结构”发生极其剧烈的变化，以适应历史演进过程的必然要求。那些曾经沉醉于自我狭窄的情感世界的诗人作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火热无边的生活原野，忧郁细腻的心灵渐渐高扬粗犷起来；那些文艺界所习见的个人恩怨、门户之见、派别纷争统统被搁置脑后，让位于民族解放这一共同的旗帜。1938年3月27日宣告正式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是大团结的象征。它的“发起旨趣”清楚地表明：“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②“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则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③ 然而，更值得骄傲的是作家们那种以笔为枪、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英勇无畏的战斗姿态，他们有的甚至血洒疆场，以身殉国，谱写出人间最为悲壮动人的辉煌诗篇。抗战伊始，作家们积极参加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出队和战地服务团等组织，奔赴战地参与抗日实际工作，大力开展抗日文艺活动。一时间，爱国热潮汹涌澎湃，全民精神为之大振！象远在日本生活十年之久的郭沫若在“七·七”事变后，毅然别妇抛雏，怀着“欣将残骨埋诸夏”的爱国热忱，于七月二十七日回到祖国，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老舍也抛别妻子儿女，离开济南，先后去武汉、重庆等地，工作、战斗在为民族求解放的队伍里。他说得好：“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④正是这一身最可宝贵的民族正气，使他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得到更加突出的表现。再如丁玲曾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内地的城市与乡村，辗转于战场和游击区域，发动民众，慰问将士，鼓舞士气，以其艰苦切实的工作而颇有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这种以身许国，沛然无比的民族正气和英勇无畏、昂扬奋进的战斗姿态，为历史（包括文学史）平添了多么熠熠动人的光彩啊！ 这里我们还不能不特意提到在抗战时期一直坚韧勤勉地“工作在战争怒火里”而颇富盛名的“七月派”作家们，这个崛起于抗战烽火之中的文学流派既有鲜明独到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理论倡导，更不乏突进火热生活、献身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斗实践。这个流派的知名小说家彭柏山抗战前夕就因参加革命而身系牢狱；抗战爆发后，他一出狱就在上海做抗日地下工作，又任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刊物《斗争》的编辑。1938年初夏，彭柏山调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民运科长，后任新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苏北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既是革命作家，更是民族战士，这是“七月派”许多作家的共同特点。这个特点在抗战时期曾在颇有影响的作家丘东平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在1927年，丘东平就参加过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起义，以后加入十九路军，亲自经历了上海一·二八抗战和热河的抗战。在上海，他成为“左联”举办的工农兵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参加者。不久，他在《文学月报》上发表处女作《通讯员》，“用着质朴而遒劲的风格单刀直入地写出了在激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民意识底变化和悲剧”，⑤开始受人注意。1938年春，丘东平参加了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他曾在《向敌人的腹背进军》一文中这样描述自己作为民族战士的生活和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