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文学与都市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难题。由于都市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尴尬位置，致使现代文学中的都市身影如吹皱的池水中的倒影，模糊且变形。从资料看，新诗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现代主义诗歌丰富了相当薄弱的都市文化的表现领域。然而新诗的现代主义和“都市文明”曾经都遭受过蔑视，因此新诗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的密切关系至今仍很少被人注意。发掘这份文学资料无疑是有意义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到近代，逐渐演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李长之说，现代文学“大部分是写实的，写实中又大半是写农村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已开其端。”①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一般的中小城市，就其社会文化形态而言，与农村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少数大城市，在注入了资本主义新因素的同时，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封建主义质素。因此，“都市文明批判”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与农村题材同中有异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比较突出的作品有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茅盾的小说《子夜》，以及殷夫的诗。如《血字》正面描写了发生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的五卅惨案；《都市的黄昏》刻划了贫富悬殊与劳资冲突的现状：“摩托的响声嘲弄着工女，／汽油的烟味刺人鼻管，／这是从赛马场归来的富翁，／玻璃窗中漏出博徒的高谈。”“街上不断的两行列，工人和汽车；／蒙烟的黄昏更暴露了都市的腐烂。” 很明显，“都市文明批判”的文学潮流是和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相协调的，因而是进步的。但是，我们过去忽略了现代主义文学在“都市文明批判”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把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看作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厌世的、颓废的文学现象。这种见解不能说是错的，但却是不全面的和过于简单化的。因为，其一，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主义文学颓废的表层现象，还要看到颓废的深层意蕴。早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张闻天就注意到现代主义文学这种奇特的颓废现象说：把“颓废”（“旦加丹”Decadent）“这个字译为堕落派，我们觉得很不适当”。“颓废”的产生是因为18、19世纪科学的发展，“于是昔日所依以活命的幻像完全破灭，宇宙全体原来不过是一件大机器，没有什么神底意志，没有什么人底自由意志”。②这就是说，“颓废”是对社会的高度工业化排出的非人化精神垃圾的敏感而脆弱的反映和消极的反抗。事实上，早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例如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巴黎社会就以藏污纳垢之地被淋漓尽致地加以呈示与鞭笞。可以说，巴尔扎克的“人情风俗史”就是一部“都市文明批判史”。而在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的诗作中，把丑恶不仅看作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而是文明本身；他唱的“恶之花”不是无可奈何的哀情“挽歌”，而是绝望、厌世的“朋客式”的摇滚乐。这种情绪，后来由尼采从本体论上加以哲学层面的阐述，那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与现代文明的格格不入。这种理念又影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发展进程，使得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怀疑与否定的命题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基调之一。其二，现代主义文学是在发展着的一种文学思潮。欧洲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后，劳资冲突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蓬勃兴起。在这种背景下，欧美文学进入了一个史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的时期。其中，不乏那些原先被认为是沉缅于“世纪末”的颓废、厌世情绪里的现代主义诗人，以都市文明批判者的身份，加入到这一股文学潮流中。这股世界性文学思潮和我国具体的社会现实和文学需求相结合，而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30年代和40年代，在我国诗坛上形成二个“都市文明批判”的波峰，弄潮儿中就有“现代”诗派和“九叶”诗派。首先，大量有关的欧美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正是通过他们的翻译介绍而在国内文坛产生反响。例如施蛰存等翻译的桑德堡的诗歌，其中象《支加哥》一诗把芝加哥这座大都会比喻为“世界的宰猪场”，它是“骚乱的，嘎声的，喧嚣的，／逞卖膂力的都市”。艾青翻译的凡尔哈仑的《城市》则展示了这样一幅幅画面：“广场呀，旅馆呀，商铺呀，市场呀，／这般强烈地叫嚣着激动着暴力／——而垂死者们／却徙劳地寻找着／应该瞑目的静寂的时刻”；而劳工们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事实，诗人是用极其奇巧的语象架构与叙述方法加以表达：“他们朝向命运，掷出／那时间所带来的他们的劳作之辛酸的种子”。人们怕失业，拼命寻觅工作，因此这“辛酸的种子”似乎是自愿“掷出”，然而这恰恰是“命运”——工业化与非人化的先天性冲突与不协调性所致。这就是现代主义诗歌开拓的不同于殷夫那一类诗歌的新领域、新思路和新方法。另一类诗虽然不是正面鞭笞都市的丑恶，却以“都市大逃亡”的反衬方法表达对都市文明的厌恶之情。例如夏芝的《尼恩弗梨之湖洲》，将尼恩弗梨岛描写成理想化的“世外桃源”；正如翻译安簃所说：“其时作者居于伦敦，都会的喧嚣，使作者不禁神往于故乡明媚闲寂的风物。憧憬之余，遂作出这样的朴素纤微的诗章来了。”③这说明现代派诗人是相当清楚并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的。 在都市文明批判的第一波中，最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之一是艾青的《病监》。诗人采用波特莱尔《恶之花》和闻一多《死水》那种相似手法，将肺结核病人的可怖病态加以美的装饰，产生如雨果评价波特莱尔诗歌那种“令人战栗”④的强烈效果。例如把沾满血渍的绷纱布比作芙蓉花；“从紫丁香般的肺叶，／我吐出了艳凄的红花”，这分明又是指病人的脓血等等。从整首诗而言，病室象征了“现化文明”的环境，而肺结核病患者象征了人的命运。即使象低吟着”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林下的小语》）雨巷诗人戴望舒，企盼“从乌烟瘴气的现实生活中逃避过来”，求“灵魂底苏息、净化”的时候，也会偶尔写几句调侃式的句子：“在灯的友爱的光里，／人走进了美容院；／千手千眼的技师，／替人匀着最宜雅的脂粉”；“青色的灯，／作色情之屏的／桃色的灯”。（《灯》）是的，灯下可以生产，灯下也可以叉麻将。这是机械文明的另一面。 在都市文明批判的第二波中，九叶诗派在继承现代主义的总体风格的同时，少了点现代诗派的隐喻性，显得更为锋芒毕露。这或许跟40年代末的都市现状的日趋恶化相关。袁可嘉有一首诗《上海》，刻划了企业家精明背后的贪婪，属于正常的商业竞争底下的巧取豪夺：“不问多少人预言它的陆沉，／说它每年要下陷几寸，／新的建筑仍如魔掌般上伸，／攫取属于地面的阳光，水分，／而撒落魔影。贪婪在高空进行；／一场绝望的战争，扯响了电话铃，／陈列窗的数字如一串错乱的神经，／散布地面的是饥馑群真空的眼睛。”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运用现代派惯用的反讽手法，将飞涨的物价当成红人来描写：“他”过去“用腿走”，现在有汽车坐飞机，还结识了要人阔人，所以“红人”被越发“捧”、“搂”、“提拔”得发紫。人们为赶上“红人”，典当了衣服，瘦掉了嫩肉，仍然追赶不上如飞的物价。依据袁可嘉的分析，作者还运用了奥登的心理分析方法，写出了人们追物价时的心态，即不能落伍的“英雄”心理，怕物价和人们嘲笑的恐惧心理，力不从心的自卑心理和决心要迎头赶上的逞强心理。用一种荒诞来强化一种真实。这类诗歌将现代主义的传统文化内涵同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把都市文明批判提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