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人类发展史上一场最为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变故,这次战争不仅残酷而严重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哲学、文化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而且对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理性精神、人性理想和生存命运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激烈的震荡和冲击,促使人们从另一个层次和角度对此进行新的检测和反思,其深度和广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在这场亘古未有的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结束的半个世纪里,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一直是战后文学的热门话题,并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文学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战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已成为现代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直接代表着它的基本成就。文学历来就是人类精神的传导,是人类心灵的先声,文学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尺度代表着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反法西斯文学和战后文学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本文将以此为内容进行考察和分析,期望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 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不可缺少中国一样。反法西斯文学虽然是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主题的,但反法西斯文学及其文学思想的产生并非以战争为分界线,早在法西斯主义滋生并蔓延的同时,反法西斯文学就产生了。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精神,它的渊源和后果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的时空限制。在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土壤里,直接地说,它就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与救亡的主题里。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以半封建、半殖民地为其历史特质的,这一性质不仅决定了它的社会历史行程和社会结构形式,也决定了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动与发展。受此影响,现代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担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它以启蒙为目标——反对封建文化、反对旧的道德观念而追求民主文化,追求个性解放,启蒙以民主和个性自由为主旨;另一方面它又以救亡为目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这种双重的任务,其实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因此,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同步同构的,现代中国的现实历史是它发展的土壤。本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基本上就以这两方面为其主要内容,“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① 日本法西斯在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不仅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启蒙与救亡是同步同构、互相促励的,但在此之后,救亡则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正因为这样,反法西斯文学在中国是以救亡为渊源和主题展开的。从启蒙到救亡的转变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在“五·四”前后启蒙与救亡是同步的,而且以启蒙为主导,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现代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危亡局势的形成和剧烈的现实斗争,使救亡的主题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随着日本法西斯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和侮辱,这个主施律总是那样刺激人心,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这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索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有工夫来仔细思考、研究、讨论它们了”。② 中国的反法西斯文学基本上可以分为救亡文学、抗战文学和战后文学三个阶段。 救亡文学以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文学导报》发表的左联《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组织的文化书》为标志;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九号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结束,前后共六个年头。“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刊登的沈起予和周裕文的以反对日本侵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蓬莱夜话》和《奸细》为救亡文学的先声,此后关于反对侵略、呼吁抗日的小说、诗歌、剧本、杂文、评论等各式各样的作品;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集、剧本单行本不断出版;许多学校团体积极赶排戏剧节目向市民公演,宣传反日救亡,其中大都由作家提供剧本。救亡文学在短短五六年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潮流,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成长起一批优秀的作家,为后来灿烂辉煌的“抗战文学”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在创作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代表了救亡文学的基本成就。救亡文学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控诉和对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爱国精神的激扬,这是它的中心主题;其次反映了对不抵抗政策和消极抗日情绪的谴责;再次救亡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崇高使命感。 抗战文学是中国反法西斯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③在这种形势推动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抗战文学的新阶段。文协的宗旨是:“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④文协明确提出在为民族解放而喋血战斗的时代,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最主要的任务,惟有“发动文艺家到战场上,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中去,到难民收容所中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才能“写出真正的大众作品”;惟有将这样的作品“输送到前线和后方的各地各方面的大众中去”,才能“使每个人都沐浴于文艺的光芒,加强抗敌的情绪。”⑤在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感召下,许多文艺工作者组织演出队、抗宣队、战地工作团、战地访问团,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大量小型而通俗的作品,鼓舞群众和士兵的抗日情绪,并把作家分布到各地,将文艺从大城市带到前线和后方,推动了抗敌文艺的全面发展。抗战文学以《保卫芦沟桥》、《屈原》、《华威先生》、《荷花淀》等为代表,标志着它的基本成就。抗战文学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极大地推进了民众的抗日行程,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战时,由于客观现实要求文学与斗争形势相适应,使作家失去从容不迫构思长篇巨制的心境,由于战争环境出版印刷极其困难,由于作家经受战火洗炼意识到人民大众对文学的急切要求,由于演出和朗诵等文艺活动的需要,所以文学作品大都以大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出现,这是抗战文学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