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个性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具有反封建的作用。但当社会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人们就看到它的不足之处。不过，个性主义在文学中又是不可缺少的，后来由于不断地批判个性主义，导致文学缺乏独立意识，并影响到社会生活，蔑视了人格尊严，后果非常严重。本文即从我国现代文艺思潮中个性主义的盛衰历程，来探讨其中的是非得失。 五四时期是人的觉醒时代，个性解放的呼声响彻整个文化领域，同时也转化为新文学的各类主题。举凡家庭的革命，妇女的解放，爱情的追求，自我的表现，以及对非人生活的揭露等等，都是个性主义的反映。个性主义唤起了一代人的觉醒。 但是，曾几何时，个性主义由盛转衰，终于成为被讨伐的对象，甚至被称为万恶之源，必欲除之而后快。直至70年代末，再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它才恢复名誉，重新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 个性主义在现代中国有着如此大起大落的命运，决非偶然，它是整个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变迁的反映。就是在今天，由于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的不同，人们对个性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有些人主张人格独立，要寻找失去的自我，他们自然倾向于个性主义；有些人留恋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格局，喜欢温良恭俭让的性格，他们更欢迎儒家的道德规范。因此，个性主义的是非善恶仍将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历史地考察个性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不仅可以了解五四以来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变迁，而且有助于对当前文化论争的审视。 一、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 五四新文化战士提倡个性主义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儒家思想。 儒家讲三纲五常，用最严格的等级观念支持着封建制度。《左传》昭公七年中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摘引了这句话，并评论道：“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下，还有什么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呢？臣子成为皇帝的工具，子女成为父母的财产，妻子成为丈夫的奴隶，大家都失去了人的价值。后世的理学家们，又讲什么存天理，灭人欲，更把人的基本要求也抹煞了。 由于人失去了人的价值，抑制了人的要求，人性也就被扭曲了。鲁迅所批判的：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比暴君还暴虐的臣民、被压得瘟头瘟脑因而在精神上未老先衰的青年、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专对少数天才宣战的“合群的爱国自大”者、以及具有精神胜利法的阿Q们，便都是这种被扭曲了的人性的表现。要使人性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便只有解开种种束缚。正如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所提出的治疗病梅的办法：“毁其盆，埋于地，解其棕缚，纵之，顺之，必复之全之。”这就是个性解放的要求。 但既然所解开的是封建主义儒家思想的束缚，那么必然会遭到封建主义的维护者、儒家思想的信徒们的反对。林琴南辈痛心疾首地攻之为复孔孟，铲伦常，禽兽行，亦不足为怪。但却累得新文化先驱们需得从头讲解个性解放的意义，说明解放子女并非要他们欺凌老人，让子女健康地成长、幸福地生活是父母应尽的责任，父母对子女不应有赐恩待报思想，父母是人伦之中并非人伦之始等等。鲁迅甚至说，应该开办一个“父范学堂”，让那些顽固的老先生进初等一年级。他呼吁人们要做“人”之父，而不要做只会制造孩子的家伙，真可谓语重心长矣！ 个性主义在五四时期唤起了多少青年和有良知的老人，他们的人性觉醒了，认识到人的自我价值，从茫茫的人海中寻找自我，要抖落身上的封建枷锁，作为人而存在。这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功绩。 个性主义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武器，但它毕竟不是万能的。没有个性主义，难以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但单靠个性主义，却也难以解决整个社会问题。 正当大家沉醉在个性主义思潮中的时候，最早提倡个性主义的鲁迅，却看到了它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更深一层的问题。 1923年，易卜生热未退，娜拉的出走正为人们所称颂和模仿的时候，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一个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肯定娜拉出走是觉醒的表现，但指出，娜拉这样单身出走，在生活上是难以为继的：“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这里，鲁迅提出了经济权的争取和经济制度的改革问题。两年之后所作的小说《伤逝》，就是描写一对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在经济打击之下而终于失败的故事。 有些研究者否认《伤逝》是对个性主义的批判，其实，这种批判性是相当明显的，特别是联系《娜拉走后怎样》来看，对鲁迅的思路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问题是对“批判”二字的理解。如果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彻底否定的批判，鲁迅的确没有作过，因为他始终不曾否认个性主义的历史作用；但若按其原义来用“批判”二字，这就不错，因为鲁迅的确看到了个性主义的不足，而试图进行超越，虽然他自己也并不知道经济权应如何取得。 继鲁迅之后，有许多作家也在超越个性主义，试图走出“爱”和“自我”的圈子。有些跨出去了，有些没有跨出去，有些跨过头了，有些在新形势下重新表现了个性主义，在现代文学史上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 文坛上对个性主义的超越，并非依靠某一位先驱者力量的推动，而是社会思潮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