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与成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以前，主要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展开的，尽管其中也有其它角度的研究，但“政治革命”的角度则处于中心位置。自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研究格局的局限，并力求改变它，于是，在经过一段“拨乱反正”之后，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向着多种角度、多种方位和多种领域拓展。在这种开放的多样化的追求中，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以文化学研究为中心的新格局。 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文化学研究，应当说是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现象。首先，从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实质来看，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历史文化地带。本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子系统与系统的关系，或者说，文学具有十分独特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作为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整体的文化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它又在整体的文化观照下变化和发展着自己。由于现代作家是带着整体文化革新的目的从事文学活动的，因此在他们那里，文学艺术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我们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时，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其次，从社会对现代文学的精神需求来看，本应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文学创作是为人们丰富多样的精神需求所规定的，决非止于一格，限于一途。这其中，既有社会政治的需求，也有审美的、心理的、情智的和娱乐的需求，除此，还有其它一些需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需求的涵盖面最大。按照人类学家E.B.泰纳的解释，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惯及作为社会一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及习性”。因此，从精神需求来看，文化需求最具活力和弹性。由于以前以政治为中心的研究模式的定型化和僵化，对于新时期的社会需要难以作出有效的反应，所以，新的研究格局的形成，是出于对旧的研究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对新的时代要求的敏锐感应的结果。现代文学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格局的变化，使研究者所进行的文化研究达成了与现代文学本体的深度的契合，它不仅进一步挖掘出了现代文学的深厚蕴含，充分满足了社会的精神需求，而且还标示出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深度的加强。 现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从多种层面和多种视点上具体展开的，它最为鲜明地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注重现代文学的文化背景的考察，二是注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探究，三是注重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寻绎，四是注重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透视，五是注重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关系的发掘，六是注重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意味的分析，七是注重现代文学文化类型的考辨，八是注重现代文学的文化心理及现代作家的创作意识和创作心态的探讨。可以说，在新时期产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文化研究上，而且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厚程度，是以前的现代文学研究无可比拟的。 80年代以后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学者是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生力军。与老一代学者的扎实沉稳相比，他们显得更活跃更敏锐。重视文化反思，以文化为切入角度的思维方式支配着年轻一代学者的理论思维和学术思维。例如，王富仁、钱理群、金宏达、汪晖、王晓明、吴俊、高旭东、朱晓进、高远东等的鲁迅研究，刘纳、朱寿桐、李继凯、魏建、蔡震、周海波等的郭沫若研究，陈思和、吴定宇等的巴金研究，宋永毅的老舍研究，凌宇、王晓明、赵学勇等的沈从文研究，陈平原的林语堂研究，解志熙的钱钟书研究，宋益乔的许地山研究，朱栋霖、胡润森、马俊山、宋剑华、吴建波等的曹禺研究，赵园、吴福辉、李俊国、蒋京宁等的京派与海派研究，杨义、方锡德等的小说研究，蓝棣之、江锡铨、毛迅、李怡、罗振亚等的新诗研究，丁帆、陈继会、王剑龙等的乡土文学研究，罗成琰的浪漫文学研究，温儒敏、艾晓明等的文艺思潮研究，尹鸿的悲剧研究，等等，都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研究对象，以便发现其新的内蕴和新的价值。年轻一代学者转向文化学研究，至少显示了这样的新特点：他们普遍注重从宏观、整体上考察研究对象，把它们放到整个文化大系统中加以研究；他们研究的层次、视点、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更加多样化了，即从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为主导转移到以多维的、系统的、综合互补的思维模式为主导；他们注重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自己的学术视界，并且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前提下，探索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总之，年轻一代学者在方法的综合、知识的综合、能力的综合、思想的综合的基础上，以勇于开拓的精神，开创出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格局和新景观，弥补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尽管现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在实践中不乏带有空洞粗疏感和牵强附会性，但它所获取的丰硕成果，已经构成了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格局的全面更新和研究水平的总体突破。 尺度与价值 就广义而言，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多是文化研究。但其学术价值与巨大的投入比值却小得可怜，主要症结就在于研究尺度的单一与偏颇。文学本属精神文化范畴，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主要放在这一范畴才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竟有几十年之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被纳入政治文化的框架内，而且所择取的政治文化尺度也颇有偏差。这样，投入与价值的严重失调就势不可免了。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色彩逐渐减弱，精神文化属性渐次复归，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宽，产生了一批喜人的成果。然而，回归到精神文化范畴，并不等于价值评定的准确。譬如：在论及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时，有论者为先驱者同传统决裂之果决、彻底而惋惜；在论及乡土文学时，有论者对乡风民俗不加分析地一概予以肯定，如此等等。由此看来，有必要重新提起尺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