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的经济衰退以及相伴随的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的衰落，亚太地区的相对稳定及经济繁荣，使全球的人文环境呈出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绚烂多彩的色调和变幻交错的局面，新的经济圈和文化群落的构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前景。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古代不论，自20世纪初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和周边地区及国家，尤其和东亚、南亚、东南亚诸国，由于具有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和战争背景，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文化和文学呈现了诸多同一性或同步现象。日本的“白桦派”、“新思潮派”、“新感觉派”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都产生过影响；缅甸文坛在30年代出现的“试验文学运动”及战后的“新文学”运动，对革除文白交杂的旧文学、强调艺术的目的性并提出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和我国新文学中的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都很雷同；东南亚各国深受华文文学的影响，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对华侨社会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推动了华文文学的发展，华侨社会通过这些进步书籍了解了祖国也大大支持了祖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运动。当然，由于各国社会条件、历史发展的差异，各国的文学发展既有相同点，也有特殊性和不平衡现象。因此，我们早就有必要建立大视野、大规模的跨国研究活动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多年前，在台北召开过首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后又召开过“中韩作家会议”、“中日韩三国诗人会议”，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日本东京等地召开的比较文学研讨会等，无疑对亚太地区的文学发展是极大的助力。 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文学关系中，中日文学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批现代著名作家东渡扶桑，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便是这许多作家中的一个。他对中日文化交流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读者包括每一个中学生都知道一个日本医生的名字——藤野严九郎，那是因为鲁迅的名篇《藤野先生》。这篇短短的散文是鲁迅回忆自己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时的生活的。仙台，日本北方的文化重镇，是鲁迅青年时代树立了革命理想，决定弃医从文用文艺改造社会的始发站。这个城市没有为我们培养作为医学家的鲁迅，却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在鲁迅的生活道路上，藤野先生是对他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个人物，“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在本世纪初被派往英国伦敦留学，师从莎士比亚学者克莱客先生，回日后写了散文《克莱客先生》，记述了他在贫困的留学生活中克莱客先生所给予他的帮助使他终生难忘。 东京大学教授平川佑宏在他的专著《夏目漱石——反西洋的苦斗》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假说”和“推论”：“鲁迅的《藤野先生》很可能是受夏目漱石的《克莱客先生》的触发而写成的作品，《藤野先生》很可能是《克莱客先生》的创造性模仿”，“将他们两个人在伦敦与仙台的留学生活种种客观情况加以比照时，读者肯定会已经觉察出漱石与鲁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类似性”，平川把这种影响称之为“刺激传递”。 同样，今村与志雄在《鲁迅与传统》一书中也持有和平川同样的观点。他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孤立本国留学生之外的。当他单身在仙台学医的时候，受到了日本学生的轻视和侮辱。他那时的生活当然是不会舒畅的。在这种情况下，藤野严九朗先生以充满人情的态度对待了他。他的这篇作品中藤野先生的形象，带有伦伯郎画笔下的斑斓色彩。曾经使正冈子规说过‘据说漱石在伦敦，正受着公寓老太婆的欺侮’，漱石每天在私营公寓简陋的房间里过着‘百无聊赖、凄凄凉凉的生活’，每周到爱尔兰出生的一个叫做克莱客的莎士比亚学者家里去上一次课。鲁迅对漱石所感受到的温暖恐怕不会是痛痒无关的……鲁迅对于漱石，大概具有同病相怜的真切共鸣。” 以上两位学者的话不无道理。众所周知，鲁迅对夏目漱石是很推崇的。他在东京就住在夏目住的寓所后起名叫“伍舍”的地方，《克莱客先生》是鲁迅把它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曾收入《鲁迅全集十一·现代日本小说选》①，鲁迅在译后的“关于作者的说明”中指出：“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挂幅》与《克莱客先生》并见《漱石近十四篇》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周作人认为，鲁迅译的《克莱客先生》是鲁迅的译文中最好的一篇，最早曾收入1923年出版的以周作人名义编选的《日本小说集》中。周作人说：“由于夏目漱石的俳谐小说《我是猫》很有名，豫才每逢漱石的作品单行本一出版，总要接二连三地买了来读。他也曾认真地阅读过连载在《朝日新闻》上的《虞美人草》……以后豫才写的小说，虽不同于漱石的风格，但那种寓讽刺与嘲笑于轻妙笔致之中的风格，实际相当受有漱石的影响。”②周作人的话为鲁迅与夏目漱石之间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