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夏衍对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不在戏剧，而在报告文学。夏衍的报告文学起步虽晚，起点却高，他缩短了报告文学和小说之间的距离，又为报告文学和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是夏衍把中国的报告文学推向了成熟阶段。 关键词 文体意识；新闻纪实；包身工；文学性；真实性；准确性 夏衍的报告文学创作始于30年代初。当时“左联”十分重视提倡发展报告文学。作为“左联”领导人之一的夏衍，带头响应“左联”的号召，一方面撰写理论文章，积极倡导通讯、报告的写作，努力发展“集团主义文学的新型”①一方面沉到生活的底层，积极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 夏衍的报告文学一开始就把关注点投向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经济及中国资本家的关系，表现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英勇斗争。这一切入点的选择，对夏衍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也十足地显示出一个革命作家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风范。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夏衍就积极投身于日本的工人运动，并因此而被日本当局遣送回国。回国后，他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艺，对中国的民众的生活状况依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明确提出了“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gge)”的口号，并号召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号召作家去感受“那边积郁着要爆发的感情”，去体验“那边展开着的迫切需要革命的非人的苦痛生活”，去捕捉“那边横亘着火山的动脉”，去点燃“那边埋藏着要点火的火药库。”夏衍作为“左联”的领导者，他是忠实地执行这一决议的。于是，他一头扎入“社会地下层中”，挟时代的风雷，走向了通往“集团艺术的路。”② 1931年10月，夏衍以突如的笔名在《文学导报》第6、7合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劳勃生路》。当时“9·18”事变刚刚发生不久，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不抵抗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这篇作品以工厂壁报的形式，生动地报道了上海沪西民众在劳勃生路举行反日大会惨遭日本兵的杀害，以及广大工人在赤色工会号召下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的动人情景。作品边叙述边抒情，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作了血泪的控诉，同时，作者明确地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我们工友们自己的政府苏维埃”这样令人振奋的革命口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较大的篇幅写了他和被日本兵打成重伤的工友杨阿四的谈话，通过杨阿四的身家遭遇，使我们看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无穷苦难，看到了民众正在血的教训下开始觉醒，开始集聚力量，“要动众”。这篇作品在艺术上虽不够完美，但它通过写人去揭示事件的本质，显示了报告文学以人为本体的因素正在日益增强。1932年，上海爆发了“1·28”抗战，包括夏衍在内的许多作家深入前线，写出了许多反映上海军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通讯、报导。其中，夏衍的《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写日本革命士兵委员会的活动，以其选材角度的新颖及阶级观点的鲜明，再一次赢得了读者。 1936年，夏衍终于以他的创作实践，把中国的报告文学推向了成熟阶段，其标志就是《泡》和《包身工》姊妹篇的相继问世。《泡》发表于1936年2月出版的《文学》第6卷第2期。作品以辛酸愤慨的笔调向读者报告了肥皂厂青年女工彩云的悲凉幻灭。彩云因劳累过度而患了肺病，但她隐瞒了病情，仍抱着虚弱的病体拼命的做工。她之所这样作只不过是为了实现一个说来可怜的愿望：再坚持干上半年，就可以因干满五年而领到厂方的一点线，然后用这点钱去买嫁妆结婚。可是当她干到快满五年时，厂方却以给肥皂打印不清楚为借口把她辞掉了。彩云用自己的泪水和血汗吹起来的令人眩目的“泡”破灭了，留给她的只是一身病痛和对生命的绝望。作品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残酷，昭示人们，寄希望于资本家，靠个人的拼命劳动，只不过是个美丽的肥皂泡，是改变不了自身可悲的命运的。 如果说《泡》是从一个女工的遭遇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血腥罪恶，那么，《包身工》则是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通过包身工的群体生活，揭示了包身工制度的野蛮性、残酷性，从而使作品获得了更为深刻更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包身工》写于1935年秋，发表于1936年4月出版的《光明》创刊号上。这是夏衍为适应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经过长期调查和酝酿，在详细地占有了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透辟的分析和评论，挑开了黑暗现实的一角，使人们通过殖民者伪造的“友善”的面纱，看到了“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③深刻地揭示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篇作品的发表，对激发全国人民仇恨中外阶级敌人，积极投身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无疑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和动员作用。 《包身工》不仅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侮辱、剥削和压迫包身工的血腥罪行，而且通过一幅幅血泪斑驳的生活画面，深入地剖析了包身工制度产生的社会和阶级的根源。作者通过对包身工经历的追述，诉诸人们，包身工这一罪恶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温床上，伴随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应运而生的一颗毒瘤；而这颗毒瘤一经产生，便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步伐的日益加剧，迅速地得到恶性的发展。同时，它还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特殊优惠”的保护。作者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指出包身工制度完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揭示包身工非人的生活遭遇，剖析包身工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不是目的，夏衍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激发民众的感情到理智的觉醒，他深信那些在锭子底下呻吟的冤魂必定会转化为怒吼的战士，把罪恶的包身工制度连同整个旧世界彻底埋葬。作品的结尾，犹如一道劈天的闪电，把包身工那阴暗的角落照亮，使作品从悲愤、压抑的氛围中透出一股坚定、乐观、充满希望的情绪，给读者以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