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本名沈端先。他的名字在现代电影史、戏剧史上赫然醒目。1936年4月在《光明》杂志创刊号上，他第一次使用夏衍这个笔名发表了名作《包身工》。由此，夏衍在报告文学史上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其实，在此之前，沈端先就与报告文学发生了特殊的联系。他是我国早期重要的报告文学译介者和倡导者。此后，夏衍对报告文学创作也有研究，其理论观点对报告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对夏衍半个多世纪中与报告文学有关的活动作一系统的梳理，对于丰富夏衍这位世纪老人的研究内容，是必要和有益的。这里，我们仅从译介、倡导、研究三方面论析夏衍对报告文学的贡献。 一 报告文学是一种新文体。这是近代民主觉醒、新闻发达的产物。就世界而言，它的原生地在欧洲，称Reportage。就中国而言，这一文体名称是舶来品。“报告文学这一名词是在我国大革命期间，随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品从日本传到中国。”①现在还尚未有足够的史料证明报告文学之名于大革命期间输入我国。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三十年代初国内方有报告文学的正式标名。“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新闻媒介，在德国新兴的并命名的‘报告文学’，未能在20年代传进中国。而到‘左联’成立时期才由一些左翼作家从日本文坛这个中转站，把德国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介绍进来。”②这其中就有沈端先。 沈端先于1919年20岁的时候以公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工科，其间开始接触认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当时日本的工人运动与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因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是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位具有先进思想的文化人，对于将报告文学这种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样式引入国内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他于1932年1月20日翻译发表了日本报告文学研究者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③。这是我国现见最早系统地译介报告文学的专论。沈译川著《报告文学论》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劳动通信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什么”，“著名的报告者及其作品”。川口浩认为，劳动通信和报告文学“两者的机能，完全两样，因为前者不是文学，而后者却是纯然的文学。”“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在这篇重要的专论中，川口浩根据国际报告文学大师基希的意见，指出“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那么非有下述的三个条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的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连结的努力。”此外，川口浩对多位重要的报告文学家及其作品作了点评。这篇译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报告文学史知识。这对于促进我国当时报告文学的创作，传播报告文学的知识，指导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沈端先是现代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倡导者。与沈过从甚密，参加过“左联”工作的袁殊曾说：“夏衍首先提出‘报告文学’的名称，并要求《文新》提倡。”④这里所说的“夏衍首先提出‘报告文学’的名称”，与史实不符。对于何人，何时，何文首先正式提出“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曾有不同说法。核对史料，我们发现第一个正式提出“报告文学”中文译名的是陶晶孙。他翻译的日本作家中野重治的《德国新兴文学》，发表于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刻羞（今译基希——引者注）可说是新的型式的无产阶级操觚者，所谓‘报告文学’的元祖，写有许多长篇，而他的面目尤在这种报告文学随笔纪行之中。”沈端先在1930年5月出版的《拓荒者》上发表了《到集团艺术的路》。他在文中第一次提到与报告文学近名的文体名称“报告”（在现代一个时期“报告文学”与“报告”常通用）：“由工场，农村，兵营等等特殊群体集团通信员所产生的报告，记录，——包含一切正确，机敏，频繁地传达各种战线的战争和生活忧态的通信，这些，都是唆示着集团主义文学的新型。” 由上材料证示，沈端先不是标示报告文学汉语译名的第一人。但明确地要求一个刊物提倡报告文学，从现见的材料看，他是第一人。沈端先要求《文艺新闻》提倡报告文学，是有背景的。袁殊回忆道：“《文新》初期，我便与夏衍相识了。在第一次谈话中，他说到，‘《文新》的立意很好，看的人很多’，表示了对《文新》的关切。以后我们接触很多，他经常提供‘左联’的消息。特别重要的是，在论及文坛上的思想倾向时，他的谈话常起着带有指导性的帮助作用。”⑤我们知道，“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的社团。沈端先是筹备“左联”的主要成员之一。“左联”成立时他与鲁迅等选为常委。“左联”成立后不久，于1930年8月4日执委会通过决议，号召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要求“左联”同志“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团体对报告文学首次郑重其事的关注和热情倡导。在沈端先看来，“在某种事件的发生，能有通讯员的赤裸裸的记录，这便可以和我们的政治任务配合起来。”⑦而报告文学也正可以和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这是作为共产党员的沈端先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眼光。这种眼光使他自然就有一种政治的责任感去倡导报告文学。在沈端先的提倡下，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1931年3月16日创刊到1932年6月终刊，出版60期）对报告文学的研究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文艺新闻》于1932年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二部报告文学集《上海的烽火》，并且刊发了我国第一篇研究报告文学的专论。据袁殊称：“根据夏衍、适夷和我的讨论，并参照了苏联的理论，我写了《报告文学论》一文，刊登在《文艺新闻》第18期上。”这篇专论比茅盾那篇著名的《关于“报告文学”》的论文早发表近六年。袁殊回忆认为《报告文学论》的写作是“参照了苏联的理论”。但当时国内尚无译介苏联有关报告文学的理论。经过核对，袁殊执笔的此文倒是参照了川口浩的同名论文。川文由沈端先于1932年1月20日译出发表，袁文发表于1931年7月13日。两文的发表相差半年时间。从袁文可得内证，他们讨论写作国内第一篇报告文学论时，沈端先等已接触熟悉并认同了川论，介绍了川著中的理论观点。（沈、袁是精通日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