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对中西文化融合作出过不懈的努力。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诠释其文化观的成因：其一，社会大环境及家庭小环境尤其是其父其妻的影响；其二，所受的教育及“五四”一批文化名人特别是辜鸿铭的影响；其三，剖析林语堂在沟通中西文学理论及在创作实践上的自觉探寻，突出周作人对他的启迪。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作家，具有不平凡的生活创作经历：前四十年生活在大陆，在协同“五四”新文学先驱向旧时代旧思想作战的同时，不忘把西方文化向中国输入；中间三十年徘徊于欧美，全身心地把深邃的中国古代文化通俗易懂地介绍给西方世界；后十年居于台湾，辗转于香港，把主要精力放在《当代汉英词典》的编纂上，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中英文语言学识。纵观林语堂长达八十一年的生活之路，他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前后半身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倾斜现象，形成了独特的中西文化融合观，溯其源，究其因，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以示一己之得。 一 林语堂，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即西历1895年10月10日，生于闽南漳州平和县坂仔村，时值中日甲午海战，清朝统治者已经走到日暮途穷的境地，台湾被日本侵占，四面八方的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虎视眈眈，加紧进行侵略和掠夺。这是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摧毁旧思想产生新思想的时代。若要使一国民众觉醒和意识翻新，唯有借用或产生一种新文化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就当时中国来讲，对传统文化的冲撞直接来源于西洋文化，它的输入途径大体有三条：一是西方传教士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不管他们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还是起了不可低估的带头作用；其次是当时我们民族的部分精英主观意识的觉醒，努力寻求国家一衰不振的原因，为了摆脱亡族灭种的危险，走出国门，向西方寻求治国救民的药方，他们首先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上找到了切入点；再者是西方诸国在入侵中国过程中，其生活、思维方式等诸多文化现象对当时民众有意无意的影响。虽然这些舶来品来势凶猛，但古老的文化基因在中国民众头脑中业已根深蒂固，要根除它是不可能的。林语堂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一样，呼吸着时代空气，童年的血管中不可能不流淌着时代血液。 林语堂的诞生地是个沿海城市，较早接触西方文明，是中西文化碰撞的前线。在如此大环境中孕育出的林家，四书五经和教会《圣经》同放在一起；《鹿洲全集》、《声律启蒙》等线装书和美国传教士介绍的西方译著、油印报刊同存一架；光绪皇帝彩色石印画像和西洋一姑娘画像同悬一室；林语堂母亲柳编针线筐箩里也常放着一本夹着鞋样子的美国妇女杂志。幼年的家庭小环境似可说是林语堂以后文化观得以形成的丰厚营养基。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①，他是个牧师，奉信基督，在崇拜儒家文化的同时又具有维新思想，是林语堂中西合壁文化观形成过程中的启蒙老师。林至诚和当时一般的所谓严父不尽相同，对孩子们的态度极为温和，有时还和他们开玩笑，他对子女们的教育是中西结合式的，早饭后在后菜园敲钟，把儿女们召集在一起进行庭训。他除教四书五经外，还教《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林语堂后来对这段生活评介说：“他教我们古诗、古文和一般对句的课程。他讲解古文轻松流利，我们都很羡慕他。”②晚上林至诚则抽着旱烟，在油灯旁讲解由外国报刊上获得的有关西方知识给孩子们听。如此独特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对同时代其它作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西方一位文化哲人曾经说过，童年的生活环境和启蒙决定一个人一生成长道路的总体走向，这在林语堂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 特殊的家庭教育，造就林语堂骨子里的是基督精神，而非孔子精神，有关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异教徒，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③。尽管如此，林语堂依然难逃儒学气习的熏陶，对儒学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因此，《圣经》中耶稣的狂热、激进、偏执和爱走极端的浪漫主义精神铸就其里，《论语》中孔子偏于现实与平凡，注重安乐、礼让、反对冒进与竞争的务实精神束缚其表，可见牧师家庭和父亲的影响对林语堂的文化观形成起了奠基作用。后来他在文章中写道：“下列几件事对我的童年影响最大：一、山景。二、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④三十年后的林语堂对自己文化观成因作出的主观评价可谓深中肯綮。 家庭对林语堂文化观形成的影响，从其妻廖翠凤身上还可略见一斑。廖翠凤在自1919年婚后随林语堂出国至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的五十七年夫妻生活中，朝夕与共，和乐相处，为丈夫扫除一切生活障碍，对林语堂的影响不容忽视。廖翠凤是个典型的儒家淑女，性情平稳，喜静，肉不方不食，衣不整不出，饮食起居悉有规范，与酒会上时常拿错别人酒杯的林语堂形成鲜明对比，她的性格体现了中国传统妇女知足常乐安分守己的特点，如孔子所言“仁者静”、“木讷者近仁”，这与狂奔突兀，诙谐成性，不拘小节的林语堂恰好形成性格上的一种互补。在廖翠凤的影响下，林语堂虽然具有超前的文化意向和外向性认知文化态度，但毕竟难以摆脱终生无形的“羁绊”。我们不妨把妻子的影响看作是林语堂未能完全倒向西方的又一小小缘由。综上可观，家庭生活的潜在影响，可以说是林语堂成为中西合璧文化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林语堂中西合璧文化观的成因与他独特的求学道路以及在清华执教三年所受新旧文垒中一些名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林语堂不同于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一批文化人，他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求学道路，由教会小学进入教会中学再进入教会大学，因而造成了他中国文学知识的匮乏，连清华学校物理系教授都比他中国文化知识丰实，所以林语堂所受一些名人的影响，似乎要多于他的同时代人。在清华学校任教期间为弥补知识上的欠缺，林语堂埋身于北京书肆中，而后出国留学，这就导致他形成了一条错综复杂的个体文化融合曲线。 庭训后的林语堂，六岁进漳州铭新小学读书，直到二十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所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教育内容是为将来做一名好牧师服务，以致在这段最佳求学年龄中，他的中文知识出现了断层。1916年，林语堂执教于清华学校，在北京古文化氛围中才感到“中文仅半懂”，“身为大学生，还算是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惭愧”⑤。当时他因自己的国文浅陋，羞于见国人，成名后就不再那么认为了：“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而教会学校也欠我一笔债，……但这笔债不能算是巨大的，他们究竟给我一个出生的机会。”⑥可见林语堂对教会学校教育所造成的损失是非常惋惜的，但绝无痛恨意向，从内心深处还是感激基督教育给他生活上的保障，更重要的还是感激基督教育使他获得西方人文知识。在林语堂看来，对不晓得“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一段万里长城”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虽不可原谅，但极容易弥补，因中国是它产生的土壤，俯拾即是；若不懂得“巴勒斯坦的古都哲瑞克陷落的约书亚的使者”，⑦那才是难以挽救的损失。林语堂尤为感激圣约翰教给他英语，使他以后能够轻松流利地向西方输入中国文化，感激“它教给我对西洋和普通西洋生活具有基本同情”⑧。对教育上的得失，林语堂采取一种反观态势，在确信西洋生活为正当基础的情况下，带着一种玄妙来反观中国文化，以致他后来对中国文化批评反而能采用局外观察态度。他的知识结构，尤其是不同寻常的英文水平，歪打正着，充实了他的西方文化知识，为他以后更好地用西人思维方式及阅读口味介绍东方古国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