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的中国大地像一位慷慨的母亲，用血水和乳汁滋养着一代代忠诚的儿子。北方大陆孕育的回族作家张承志以其十几年忠贞不渝的求索踏出了一条追求者的道路；在世相瞬息万变、文坛名人更迭的近年，他虽然没有成为都市里时髦的话题、潮流的标签，却在日益深远的范围里成为一面独立的旗帜，挑起棱角分明的一极，平衡着向商业化、世俗化、西洋化倾斜的文学界、知识界。80年代末，他连续发表了《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等3篇艺术造诣精湛的诗体小说，集辑为《神示的诗篇》，以大陆、香港两个版本在海内外发行，1994年又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再次将它们辑入《张承志新诗集》。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初版近8000册迅速抢购一空，大量翻印本、复印本，包括手抄本层出不穷。1994年末北京《环球青年》杂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对25岁以下的青年做了一次社会调查，《心灵史》是他们“最爱读的文学书籍”之一。1994年问世的随笔集《荒芜英雄路》第1版1万册迅速脱销，3个月内再版1万册，据《文汇读书导报》统计，此书一度名列文艺本销量第一位。同年出版的散文集《清洁的精神》收集了近年来的新散文30篇，也很快引起反响。由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树一帜的文风，小说家出身的张承志近年来被誉为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散文家之一。近两年来，数十篇评论文章散见于《文汇报》、《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中国时报》、《读书》、《中国作家》、《作家》、《钟山》等全国性、地方性报纸杂志；《亚洲中心时报》发了《张承志评论小辑》、《海南开发报》发了有关张承志的专版，《当代作家评论》将发张承志评论特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评论文章涉题重大，思想严肃，不同于一般誉美之辞。在当代中国文坛，张承志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酝酿之中、逐渐成熟的力量的代表，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 坚持清洁的精神 1993年，下定决心放弃海外教职，坚决回国工作的张承志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足2000字的散文，题为《以笔为旗》：“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成中国文学的旗。”他明确地表示，这面文学的旗是具有信仰的旗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面在文坛的萎靡之风中竖起的旗帜真的成了许多人紧紧追随的猎猎飘扬的战旗。1994年1月，张承志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散文《清洁的精神》，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洁”的故事：“我们的精神，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洁’字，……应当坚信：在大陆上孕育了中国的同时，最高尚的洁意识便同时生根。那是四十个世纪以前播下的高贵种子，它百十年一发，只要显形问世，就一定以骇俗的美久久引起震撼。”张承志的文学之旗开始呈现底色，那就是深藏于母血之内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精神。1994年，中国新闻社记者邵燕君在第4期《法制与新闻》上发表了题为《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的采访笔录，文中引述了张承志对当前文坛和知识界的尖锐批评：“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最后竟让这样一批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糟塌，这真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我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作家，他们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抗拒不了金钱和名声的诱惑，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抗拒的愿望和要求。其中一些人甚至没有起码的荣辱感、是非观，只要自己能捞到利益，哪怕民族被侵略、祖国被瓜分也不会在意。”“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人总要信一点什么，哪怕搞甲骨文的信仰甲骨文，搞语言实验信仰语言，都要纯一点，不能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像旧衣服一样随时可以扔掉。现在的知识分子太脏了，甚至以清洁为可耻，以肮脏为光荣，以庸俗为时髦，‘洁’这个字只有在公共厕所、垃圾站才能见到，然而在古代中国，它却是关于一个人该怎样活着的重要观念。”访谈录引张承志的话说：“到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罪责。我希望我不成为罪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将自己从他们之中划出。”这篇访谈录后被全国20余家报刊转载、引用，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1994年8、9月间，上海《文汇报》在《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展开了4期讨论，在显要位置引述了张承志上述谈话。4期讨论所发多数文章正面肯定了张承志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思想，如南京军区政治部的王彬彬这样写道：“可以说，对于民族文化的现状，当代中国，谁的忧虑，也比不上张承志的忧虑更真诚，而在怎样重建中国文化上，谁的努力，也比不上张承志做的更大。”《文汇报》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波及包括《解放军报报刊资料》在内的许多国内主要书报信息。 张承志在当前中国文坛的影响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即张承志十几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和在浊浪冲击之下文坛不可容忍的堕落。散见于全国各类报刊的有关文章都表明了这一点。1994年5月19日的《海南开发报》发表了李少君题为《张承志，你还孤独吗？》的文章，文中写道：“张承志决非危言耸听！是的，在日趋萎靡的世纪末与日趋萎缩的文化人格愈加走向消沉与崩溃之际，张承志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力量与个性，给一潭死水的现代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张承志的意义，不在于其神秘色彩异族风情，而在于他以一种别样文化的激情，搅动了也搅活了这久已沉闷的氛围与局面，中国文坛将由此呈现一派新的生机！” 《作家》杂志1994年第8期刊登了上海复旦大学陈思和等4位学者关于张承志的笔谈，李振声教授说：“当整个中国正在被一种普遍的实利风气和商业文化搅得一塌糊涂、烦躁不安的时候，一个提前远离这种嘈杂的孤旅者的背影，无论如何是有一种精神魅力的。那种‘荒芜英雄路’式的决绝姿态，尽管你可以挑剔说带有某种有意为之的矫情，但毕竟表明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一种与当今之世俯仰皆是的生命之轻格格不入的自由的人格质感，这个孤旅者的心灵还保持那么一份自主和自由，还能保持那么一点对社会的人格独立性。类似的这种生存的焦灼和压抑，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遭遇到，但由于身外和内在的原因，我们常常总是会在下意识的世俗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加以回避或缓解，感受就不会那么痛切、自然，拒绝也不会那么决绝。”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薛毅等4位教授举办的题为《虚无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讨论发表在1994年10月《上海文学》上，薛毅教授说：“张承志在当代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的激情确实给文坛带来了震撼。他把神圣的追求带进当代文坛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教学中对他这一点作了充分的肯定。” 李杨在《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两位博士候选人的对话》一书中说：“张承志的存在已经成了世纪末的一种重要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