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余秋雨散文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对传统文人的品格进行了深入的检索，对复杂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清醒的汰选，从“可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可信”的因素；余秋雨散文在文化传统的深处立定，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从而完成了对当代散文的一次重要超越。 【关键词】余秋雨 当代散文 文人品格 文化取向 在经历了历史的狂热与骚乱之后，人们终于想起要以淡雅沉静的态度来静观和体味人生，以求得生命的喘息。于是，梁实秋、林语堂、冰心等人的散文被人们重新发现，出版界也投其所好，把这些人的散文冠之以“淡泊人生”、“雅致人生”等名目制成各种“选本”重复出版，使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读书界的热点。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散文只能暂时舒解人们过于紧张和干枯的神经，对于消除人们内心深处的焦灼、烦躁和空虚感，却较少补益。现实的历史处境告诉我们，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散文，必然出自作为学者或是思想家的当代散文家之手，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出现，可谓为当代散文提供了一种范例。 一、“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对当代散文的超越 余秋雨在《藏书忧》中描写一位文人在书房中的感受时说：“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的确，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系列文化散文，正象一位祈盼悟道的苦行僧或是一位背负沉重使命的山居隐士的心灵轨迹，这位“老僧”或是“隐士”，在踏遍了荒漠和闹市，追问了往古和现实之后，建立起了一座丰富深邃、宁静淡远又透出无限生机的“精神道场”。由此，余秋雨的散文对当代散文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超越。 在传统中国，散文本来是这样一种文体：写风花雪月而轻歌慢吟就必然要失去散文的品格，写百年大计而亢辞雄辩往往会被摧折，与诗词、戏剧、小说等艺术门类相较，中国散文就是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如果从这一意义上讲，余秋雨的散文是带着历史的悲情乃至慷慨赴义的情怀而选择了后者的。因为他的散文要以其羸弱的身躯承担起在“可爱”的传统中寻找“可信”的未来，并因此来塑造民族文化人格的历史重任。 余秋雨的散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也正是从晚清以来仁人志士所倾力追询的问题。从提倡“中体西用”说的晚清洋务派，到活跃在当今海外的“现代新儒家”，都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深刻有力的思想、行动，希图使民族的优良传统得到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其中的许多人，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来索问这条途径是否可以通行，在颐和园投湖自杀的一代宗师王国维先生就是极好的例证。王国维有感于现实的黑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中去寻找光明，他所追求的理想与晚清的现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发出“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可信”、“余知其真理而又爱其谬误”①等一连串的慨叹。他所爱的是叔本华、尼采所代表的唯意志论、超人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文化传统，而他所信的，则是属于科学之真的杜威等人所代表的实用主义或实证主义思想，这些是与中国传统相拒斥的，是可以变为现实的可信的理论，但又不可爱。在“可爱”与“可信”相悖的矛盾心态下，他不喜欢辛亥革命以后的共和体制，认为那是政治和文化的大堕落。对于王国维的自杀，过去很多人认为是罗振玉利用了他，现在，罗振玉的孙子把他给罗振玉的书信全部公布出来，这些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王国维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自杀，而是完全以满清遗老自居，始终保持着文化上的清醒，他的以身“殉国”，是一种自觉的理性选择。王国维在博览了中西文化之后，只发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可爱”之处，并未找到其“可信”之点，于是，王国维以自己的生命塑造了一个崇高的悲剧形象。然而，“可爱”之中必然蕴含着“可信”，余秋雨的散文以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恋为基调，又以冷峻的理性为主导，对传统文化内在的生命力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并以富有感召力的形式，令人信服地宣示：“可爱”的文化传统中蕴含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可信”的合理因素，未来的民族文化之树，必然也只能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其实，余秋雨的宣示已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在商品文化肆无忌惮地泛滥的今天，余秋雨的十分严肃的文化散文却能够以不可阻挡之势大行于天下，这多少能够说明民族的“人心所向”，也预示着重新检讨民族文化传统、重塑民族文化人格的百年祈盼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 余秋雨的散文以其吞吐千年、汇聚古今的气概营造了一座艺与思的“精神道场”，清楚地显示出其对当代散文的超越步履。在当代文学史上，相对于其他文体，散文艺术特质的失落是最为严重的。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多是对政治观念的附会图解，对现实生活谄媚般地廉价歌颂，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散文是被泪水和谴责浸泡的散文，把罪责全部推诿给别人和历史，虽比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多了几分真诚，但在回避自省方面却是一脉相承的。80年代初过后，人们急于补回失去的生活，大约怀着阿Q在梦中索取革命报酬的念头，在散文中表现“生活”，表现“自我”，其结果多是使“生活”丧失，“自我”沉落。余秋雨的散文则不同，它在百年乃至千年的文化走向上立定，重拾困扰着四、五代人的重大课题，避开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羁绊，直指民族心灵的深处，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的姿态指向未来。 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还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③，于是，一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最终由文化而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就这样，余秋雨的散文终于摆脱了以往40年散文的樊篱，从“小体会”、“小摆设”、“小哲理”等小家子气的审美规范中走出来，树立起了一座真正高大独立的主体形象。主体意识的强化确实需要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余秋雨散文中鲜明的主体意识固然来自作家渊博的文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天赋，但如果只靠这些，也只能写出掉书袋式的怀古悼亡之作，决不会将一座“精神道场”弥漫于天地之间。因此，真正纯净的主体意识，需要对历史的洞察，对现实的忧患，对未来的执着，对人生的定力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借用先贤的话说，就是要摆脱“小人儒”而达到“君子儒”的境界。余秋雨的散文对俗常生活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已无所关注，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历史进行着极其深切的眷顾，其中的欢愉、忧思、欣慰、苦恼都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契合，与当前处境中的高尚与卑微、深刻与虚浮息息相关，由此而构成了散文的多维结构立体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以其丰富、高大和纯净的特质把当代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余秋雨散文还是对中国传统散文优秀传统的创造性的继承。传统散文与传统诗、词、小说、戏曲相比，有着更为明确的“载道”使命，不论是载“道德”之“道”还是载“政统”之“道”，抑或是载文化生命乃至宇宙意识之“道”，只有载“道”，只有关涉严肃乃至重大的主题，才能进入散文的正统。事实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真正以文学的形式来传“道”、布“道”的，恐怕还当数散文。每一次文化形态乃至政治形态发生的巨大变革都可以在散文中找到明晰完备的踪迹，更有甚者，有许多次文化和政治变革是由散文这种文学形式作为先行者和主力军推动进行的。当然，近年来学术界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多有批判，认为这影响了文学的自觉、艺术的独立，但根据中国的历史“国情”，“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除了产生了一些僵硬死板的教化性作品外，毫无疑问是一种优良的传统，如果没有这种“文统”对现实“政统”的矫正，中国恐怕还要增加许多灾难，所以，“文统”与“政统”经常处于对立乃至冲突的状态。许多“载道”的优秀散文，虽能传之后世，但在当时却是被压抑乃至摧折的。其实“载道”散文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剧定位，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今天，宁愿做历史的殉难者，而不愿失去散文的真正品格，做供人玩弄的角色。余秋雨的散文，正是继承了这种“载道”的优良传统，取传统散文文体之神而赋以现代散文文体之形，既对传统散文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又对当代散文进行了突破，在文学文体学上也有着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