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是从写诗转向小说的，她起初的小说集《雨，沙沙沙》还明显地拖着诗的尾巴，因为这些小说是抒发性的，局限于个人经验和个人情感。《小鲍庄》是一个突变，一个飞跃，对此，王安忆说：“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是发生了，发生在那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①像《大刘庄》、《小鲍庄》一样，她以后推出的小说几乎都是成组的，如“三恋”，如三部“三十岁”长篇，每一组都开拓出不同的艺术境界，探索着不同的小说意识，而从《叔叔的故事》起，她的视线又转向“自己的家族”，紧接着就是《伤心太平洋》写父系家族，《纪实和虚构》写母系家族。总的说来，尽管王安忆所写的题材多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如学生，知青，文工团，编辑，作家，家族等，实际上却不断地摆脱个人经验的羁绊，冲破个人情感的樊篱，执著地追求小说本身，即小说到底是什么？具体说，小说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情感的抒发，还是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如果是独立创造出来的世界，那么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尤其是它的动力是什么？是激情？是灵感？是想象力？是情节？是性格冲突？是逻辑推论？它们在小说创作中是兼而有之、不分主次，还是根据短篇、中篇、长篇的不同特点有主有次？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从她的小说阶段性发展脉胳中，分明地感受到衍进着的小说意识。 近作《父系和母系的神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由一个中篇即《伤心太平洋》和一个长篇即《纪实和虚构》组成。这里凝结着王安忆探索小说意识的最新成果。仅从《纪实和虚构》的题目看，也很特别，它不像小说，倒像论文（其实，《叔叔的故事》所写的的确类似一篇新时期小说流变的形象化论文）。有人对这部长篇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它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对于正在离去的一个世纪的告别献礼，它标志着中国小说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次辉煌！而且，它事实上也为正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再次擂响了战鼓，从而预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必将到来。”②可惜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未作具体的论述，不免包含着评论家个人的偏爱偏激，不足为训。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纪实和虚构》与《伤心太平洋》一起，再次显示了王安忆对现实人生体验之深刻，对新时代之魂把握之准确，特别是在小说意识的独创性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1 倘若依据《叔叔的故事》来判定《父系和母系的神话》也是纯然虚构的小说，那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显然，《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的纪实性是极其触目极其明白无误的。“我”就是王安忆，父亲就是王×，曾祖父开创了我家的出洋史，同乡王木根说他还保留一本福建同安王氏家谱；母亲就是茹×，她是个浪子的女儿，“集孤儿与被抛弃于一身”，解放后以“同志”身份重返上海，等等，都说得有根有据，无庸置疑。那些寻根究底地追溯的家族历史，或有真名实姓，或有亲属称谓，或据之于史籍记载，或亲身实地寻访，也言之凿凿；至于虚拟的地方则直言不讳地表明“我想”、“我猜想”、“我设想”等字眼。所有这些，与自传体小说几乎毫无二致。然而，倘若真的把它当作自传体纪实小说，那又犯了常识性错误，实际上，它又是虚构的。纪实和虚构的对立统一，正是这本小说的特别之处，这问题留待下边详细讨论。在此，先从它的内容说起。 这本貌似描述逼真、背景确实、时空具体的小说，所表现的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可视的行动世界，而是一个不可视的内心世界。在这里的所有实写，仅仅是露在表层的形态，而字里行间渗透着的情绪、观念、意识才是实质所在，简言之，就是孤独感和飘浮感。在《伤心太平洋》中，曾祖父从福建同安飘洋过海定居到新加坡，从此，一家几代人经历了动荡不停的年代，浮躁不安，变动不居，“我爷爷无休止地骂人”，叔叔是浪荡子，父亲和小叔叔投身革命，“他们必须做点什么，才可消除他们毫无二致的深入骨髓的飘浮之感”，而“革命者和浪荡子全是飘流的岛屿性格”。在《纪实和虚构》中，“我”是坐着痰盂进上海的，给人的感觉有点类似曾祖父坐着孤舟飘流到海岛上。“我家”是从外面飘流来的“外来户”，在上海没有根基，因而“我”从童年起就深深地陷于孤独之中。后来“我”竭力拓宽生活领域，但“这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我总是在追随这城市的潮流，这更说明我的无根无基，随风而去的本质”。直至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编故事写小说，“热切地渴望建立新关系”，但也不过是“一座又一座纸做的房子，我自己似乎也成了纸人儿”了。至于母亲，她本来就是个无牵无挂的孤儿，到上海后仍保留孤儿的天性，“所有的人将她抛弃，她也将所有的人抛弃”；而母系家族，从茹姓找到远古的柔然族，逶迤起落，直到绍兴的“堕民”，始终飘忽不定，踏破铁鞋寻访，最后连祖坟也“无影无踪”。由此可见，这两个作品自始至终贯串着孤独的飘浮。倘若把它们看作自传和家族史，显然是经不起检验的，与客观实际并不存在同构关系、参照关系。 孤独和飘浮是互为因果的，而症结在于无根，正像浮云和浮萍，由于是无根的，所以才孤独，才飘浮。有人把《纪实和虚构》的主旨概括为“反抗孤独”，很有见地，只是把飘浮忽略了。其实，这种孤独，并不是加缪的《局外人》那种荒诞境况的孤独，也不是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那种无聊的孤独，或者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那种人性恶的孤独，而是无根飘浮的孤独。“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去寻找家族的根，与其说是为了摆脱孤独，不如说是为了摆脱飘浮。耐人寻味的是，“我”苦苦寻找血缘的历史，发现家族祖先也同样经受着这种飘浮的命运（尽管他们有时曾显赫一时），最后仍然获得了一个飘浮感。实际上，王安忆的立意正在此，“我”在面对博大无边且汹涌澎湃的太平洋时，觉得“岛屿像一个孤儿，没爹没妈，没有家园。太平洋上的岛屿，全有一种飘浮的形态，它们好像海水的泡沫似的，随着波涛涌动”。而且，“从地图上看，大陆也是飘浮的岛屿。地球上的所有陆地，全是海洋中的礁石，供人类栖身。人类其实是一个飘流的群体，飘浮是永恒的命运。”这样，作品就超越了所有形而下的东西，凸现出形而上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