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八十年代以来，有人提出中国有一批老作家当代创作不如现代，并从政治上去找寻原因。本文则从文学创作格局、读者审美需要的变化、传统文化形成的心理定势、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约束等方面去探求原因。 关键词 当代不如现代；文学格局；审美需要；心理定势；创作规律。 八十年代以来，有人提出中国有一批老作家当代的创作不如现代，并且著文从政治上寻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确实，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钱钟书等老作家象一座座丰碑屹立在我们眼前。这些巨匠中，除鲁迅先生早逝外，其余的在文学创作上都出现了当代不如现代的现象。茅盾先生，从二十年代末写出长篇小说《蚀》、《虹》起，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每个时期都有成功的作品奉献于读者面前。其代表作《子夜》、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以及反映小商人命运的《林家铺子》等长短篇小说都属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流作品。解放后他写过不少散文、评论文章、读书笔记等，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总给人一个“小敲小打”的感觉，远不如解放前的创作辉煌灿烂。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稍好一些，但也只有个别作品可与往昔之作匹敌。至于钱钟书、沈从文，解放后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改行搞别的学问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滑坡现象呢？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我们还应从文学创作格局、读者审美需要的变化、传统文化形成的心理定势、文学创作规律的制约等方面作多角度的探讨，才能得出比较完整的结论。 第一，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是大多数老作家创作滑坡的原因之一。这些老作家大多数是“五四”运动的产儿，积极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受西方各种哲学思想、美学观念、创作方法、文艺流派的影响。这种背景使文学创作出现了多元的格局：有人要为人生，有人要表现自我；有人崇尚现实主义，有人倡导浪漫主义，也有人奉行西方现代派；有人要写问题小说，有人要写寄托小说、身边小说；有人要写乡土小说，有人要写都市小说；有人要写无拘无束的自由体诗，有人却要带着脚镣跳舞写新格律诗。在革命作家和文学社团内部，虽然有一些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它没有成为约束作家创作自由的禁令，每个作家都在反帝反封建的总目标下充分展示作家自己的个性。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提高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这对于解放区的赵树理、孙犁、柳青、李季、周立波等作家，真是如鱼得水，他们写出了许多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为文学园地增添了许多新鲜花朵。国统区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等都旗帜鲜明的表示了对《讲话》和解放区文学的拥护、赞赏。但是《讲话》和解放区文学并不影响他们在国统区创作暴露黑暗的文学，并不限制他们的任何创作自由。尽管解放区对丁玲、艾青等进行了过火的批判，但这也没有对国统区的作家造成任何压力。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革命作家们没有惧怕，只有蔑视。他们运用自己喜欢的创作方法，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人物，表达想表达的主题，追求自己喜爱的风格，创作始终处于自由状态。他们的创作与解放区的创作互相辉映。 而解放后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很多错误与真理一起产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纠集在一起。许多失误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在神圣的理想旗帜下，在赤诚的献身里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要避免错误，要超越自己，要显示自己的个性，都是很难的。 1949年7月，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即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但当时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解非常狭隘，认为文艺家必须无条件地到工农兵中去生活，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写的作品，必须是给工农兵看的。后来召开的第二、第三次文代会，进一步强调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并且只能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推动下，文学创作中“左”的调子也越唱越高，而且不准有异样的声音，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变成了单元的。这种单一的文学格局首先就使许多老作家感到难堪，他们尽量调整自己与新的文艺政策靠拢，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鉴于他们过去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威望，党和人民推选他们担任了较高的领导职务，有许多行政事务要他们去处理，有许多关要他们去把。加上他们年岁已高，精力不及青壮年时，因此，他们虽然很勤奋，希望努力探求真理（如曹禺在《自己努力找到真理》一文中引用歌德对爱克曼说过的一段话一样：“你说得对，莱辛自己有一次说过，假如上帝把真理交给他，他会谢绝这份礼物，宁愿自己费力去把它找到。”）但已力不从心，不能真正到基层长期地无条件地熟悉工农兵。要写自己过去和现在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又容易被一些人认为不走正路，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流露。1950年初，茅盾刚担任文化部长不久，柯灵把他的小说《腐蚀》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在全国各地上映，观众踊跃，盛况空前。然而不久，忽然莫名其妙地停映了。理由是《腐蚀》的主人公是特务，而且使人同情。这事发生不久，即1951年初，中南军区青年作家白刃写了一部表现知识分子改造过程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请茅盾作序出版了。这部作品出版不到一年，就受到所在部队一些人的粗暴批判，指责这部作品没有以工农兵为主角，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其实白刃写的知识分子是穿军装的知识分子，但批判者不承认他们是兵。茅盾因作序而受到牵连，被迫承认这篇序没有写好，“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1958年，杨沫真实地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过程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问世，也受到有些人的指责，逼着作家言不由衷地改动作品，非叫林道静到农村去“改造”一番不可。在这种气氛中，老作家们头脑里有的不能写，能写的头脑里还没有。这样别别扭扭的走过来，怎么能写出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呢？与那些熟悉新时代工农兵生活的青年作家相比，他们显然是落后了；与他们的前半身相比，显然是退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