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60年代出生作家”是一个相当松散的概念。在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出诸多不同的写作样式来。但是，年龄的限制绝不是毫无意义的。60年代至90年代整整三十年时间，正好一个“世代”。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一种文学精神总是属于一个特定的世代。90年代标志着一个文学世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文学世代的开始。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这个守先待后的历史情境中写作，他们自然应该开辟一个新的精神空间。 这一代人在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出世，在60-70年代启蒙，在70-80年代接受中学或大学教育，到了80-90年代涉身世纪末的文学潮汐，开始有以自立。他们和刚刚流走的三十年结成的生命联系，与同在这个世代中的父兄辈都有所不同。我们在这些作家笔下，看到的固然还是这个世代的生活历史，是这个世代的人所熟悉的生活事件；事实上，这些作家都把他们的文学之根深扎在而立之年以前的人生经历中。苏童、余华等人的作品反复叙述自己的童年记忆，和“右派”作家或“知青作家”相比，他们对过去时代的痴迷，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种种迹象表明，60年代出生作家所描写的生活对象往往和他们父兄辈的作品交叉或重叠。然而，苏童们描写的60年代或70年代，和王蒙、张贤亮或者史铁生、梁晓声们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迥乎不同的历史记忆与价值关怀，也是迥乎不同的世界图画与生存景观。编史学上共同的历史阶段一旦进入不同的生命通道，就不得不诉诸不同的叙述语言。60年代出生作家是在用完全不同的心灵方式讲述一个世代的往事。他们是世纪末一个新的小说家族。应该用新的眼光，站在新的立场，来描述这个新的小说空间。 我在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首先感觉到的，是小说观念甚至整个写作观念的某种深刻转化。小说原本是一种自由、松散、充分世俗化的民间叙事形式，但是，十八世纪以来，小说在其他艺术品类相继式微的同时，后来居上，一枝独秀，取得与正史平行的重要地位，由“致远恐泥”的“道听途说”上升为关乎社稷兴衰的伟大叙述。它固然仍旧可以是自由、松散、民间化、世俗化的，不过，小说这种源始的品质，后来已经蜕变为一种手段，一种用来演绎严肃主题的轻松形式。十九世纪至今，小说似乎要取代诗歌，扮演人类命定的一种“存在的语言”和“语言的存在”。小说一天天走向精致化，也一天比一天沉重起来；迄今为止，人们似乎很少注意到，在这种精致化和沉重化的双重演进中，小说不知不觉已慢慢步入壮年和暮年，少年的稚气，青年的朝气，比如，十八世纪以及更早时期中西方小说一致表现出来的那种粗犷的、活泼泼的生命力，已经逐渐消失殆尽。作家在小说中总是力求靠近某种超越的理念，写小说甚至就是为了阐释某种绝对理念。即使那些善于贴近俗世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免不了包裹着这样那样坚硬的理念内核。小说的这种精致化或沉重化，也可以说是小说的衰老和硬化，在50-80年代活跃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里，往往清晰可见。进入这样的小说，就意味着进入某种非此即彼的生活与写作的规范。极端的结果，便是小说彻底意识形态化。小说成为小说家必须无条件为之献身的神圣之物，成为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祭起的绝对化的言辞。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80-90年代间崭露头角的一批60年代出生作家，他们写作的起点，就是告别这种绝对化的小说观念，有意回避意识形态的种种需求和规范，让小说重新回到松散、自由和世俗化的状态。昔日被祭起的“伟大叙述”变成了自动放逐的言辞，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游走。在孙甘露、格非、余华、苏童、北村、吕新、洪峰、韩东、刁斗、陈染、迟子建、张旻、李冯、须兰等人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对意识形态强势话语那种急切的呼应，也看不到对流俗的当前化生存筹划直接的模仿。他们的写作潜入了飞扬的人生的底层，以至于看上去好象和可见的历史背道而驰。他们或者沉湎于故事的迷宫，编造扑朔迷离的情节，或者醉心于语言的雕刻，在词语的浪花中随波逐流，又或者听任想象的翅膀穿越现实的天空，翱翔于往事的原野，在尘封的史籍中，在杳不可寻的古战场或者早以倾废的帝王后宫，选择停栖的枝头。他们才刚步入而立之年，却显得足够老成，旧事重提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许多作者都喜欢向读者诉说自己“早年”的经历，于是乎匮乏的童年和少年成了小说叙述无尽的资源。相反，现在进行时的生活，却被视为他人窗口的风景，一再受到冷落。 这里没有高调的陈述，没有任何理想或道德的空洞承诺，没有支撑小说结构的坚硬内核，甚至没有一代人共同的企慕或抗议。与此同时，个体的生命获得了近乎夸张的珍惜和过于自爱的凝视，以至于对自我生命的抚摸超过了所有的外在需求，成为写作的最高目的。孙甘露对小说的定义是：“小说是一首渐慢曲，它以文本之外的某种速度逐渐沉静下来，融入美和忧伤之中，从而避开所谓需求。”吕新说：“抚摸，代表了我几年来平缓的心情与平静的写作习惯。我一直认为写作和思考写作是对于生命的一种安详的抚摸。”他们都以如此贴近生命的比喻来描述小说的存在。这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他们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写作的。 苏童有一篇小说叫做《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讲一个少年经常在他所在的小镇旁边的铁路上漫游，叙述者的想象并没有越出少年散漫的思絮，小说只涉及少年人在铁路线附近杂乱的见闻与偶然遭遇的人和事，一切都透过诗意的语言呈现于少年世界朦胧脆薄的印象画中，不比这更多，也不比这更少。这个短篇或许可以说是在复现一种纯粹的童年记忆，从字里行间，我们看不到任何额外的叙述目的。少年沿铁路行走一公里没有什么目的，追随这种无目的行走的叙述行为也没有目的。准确地说，“行走”和“叙述”的目的就是行走和叙述本身，目的包含在行为之中。一旦超出行为本身，游离于行为，有意地加以张扬，这样的“目的”和行为本身其实已经不存在那种源始的关系，而变成此行为与彼行为之间的价值交换。苏童的叙述完全拒绝了这后一种为流俗所认可的目的论，写作因此就成为某种封闭自足的意义生长点。如果我们带着被苏童抛弃的目的论眼光去看这篇小说，很可能觉得看不懂，因为那里面没有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我们早已经习惯于从世俗合目的论的立场来理解一种行为的意义，而对于那些超出这种目的论的行为，我们就无法领会它的意义，只好武断地判定它为无意义。《沿铁路行走一公里》的构思有点象铁凝的《啊，香雪》，意义的指向则完全不同。与《啊》相比，《沿》可以说是一篇无目的无意义的小说，或者说，它的目的和意义不在于《啊》那种以一群少女的经历为起点所展开的关于外在社会生活的丰富联想，而在于叙述人对封闭自足的少年世界的忠实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