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5年5月22日—25日，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组织的我省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西安召开，70多位作家、评论家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30多位同志发了言。大家的普遍感受是这次会议研讨很有深度，学术气氛浓，有观点的交锋与争鸣，较充分地发扬了艺术民主，对我省长篇小说的创作必有切实的促进。从今天起，“秦岭文苑”将陆续刊登部分同志的稿件，以飨每一位文学爱好者和关心陕西文学事业的读者。 陕西作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的。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比较繁荣，从作家们对待生活和艺术的态度以及艺术与创造主体的关系看，说陕西作家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守护者，是符合事实的事。 守护现实主义精神并不容易。在我国，现实主义虽然一直得到格外的尊崇，可它本身的发展道路却是非常坎坷的。仅就“现实”的观念来说，一个时期里，我们所谓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现实”理解为完整的按一定政治路线、方针运动的“实在”。它虽然复杂，却是易明白的，一切都可以从政策中得到解释；即使它有偶然性，常以零散片断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作家只要从政策的立场观察，便可把握其完整有序性。因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与现实有着一种直接对应性。至今仍被人们看作现实主义文学精品的《创业史》，这种直接对应性也是鲜明的。把活生生的“现实”观念化，导致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失落。新时期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也正是从恢复“现实”本来面目的客观性开始，并不断地在艺术实践中纠正那种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再把“现实”观念化、意识形态化的偏颇而得到巩固的。陕西作家的贡献就在于以自己精心创造的文学文本积极参与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文学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要确立自身的一种崇高精神和优秀传统，不可能没有反复，这就需要应有的守护。正像作家的标志是其所创造的文学文本一样，对一种文学精神、文学传统的守护，需要的是有艺术生命力的文学文本。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赵熙、李天芳、高建群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们记住，是因为他们创造的文学文本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守护”不是保守。这不仅是指今天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几经斗争的结果，它本身就是发展着的作家艺术实践的产物，而且是说被守护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不过时。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深刻的现实主义文学，文学本身的多元发展也少不了现实主义这枝历史悠久的奇葩。就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文学精神、文学方法，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首先也要守住其核心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借鉴“他山之石”，更新、创造。文学上的“守”和“进”是相依互补的关系，“守”不住一种优秀的文学精神，也就很难守住个性化的创作自我，这样的境况下谈借鉴、讲转型、论发展，免不了盲目性。 陕西作家在守护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以自己的艺术实践给这一精神灌注了时代的生气。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的转移：由“客观”反映向“主观”反映转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过去人们有所误解。当把“现实”观念化、意识形态化之后，要求作家按照真理是客观的原则，将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统一到现实中去，统一到政策中去，认为这样的反映才能获得文学的真实。这种误解严重地影响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陕西作家经过一番痛苦地寻找自我之后，认识到他们竭力把握和表现的，是他们感受到的那个相对真实的生活本来面目。他们关注现实，更关注自我心灵对现实的独特体悟；他们明白，没有哥伦布肯定会有其他人发现新大陆，没有曹雪芹却永远不会有《红楼梦》。创作个性意识的强化，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感受、汇集、重构现实生活，努力给笔下的人生以独特的形式自觉性的提高，使得陕西作家文本中的现实主义模式呈现出新的活力。由追求短暂的现实效应向追求深远的历史文化效应转移。一旦作家有了鲜明的创作个性，势必要追求真正的艺术价值。所谓短暂的现实效应，是指作家的审美价值囿于现实的短期效益而缺乏历史感与现实感相统一的深远的目标。反思一下陕西部分作家走过的道路，再看看《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这种转移应该说是清楚的。在这些文本中，对人生的描写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哲学意识，表现出了作家对于我们民族在特定时期存在与本质有所相悖的探索和思考。作家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怀，不再是从某一个阶段的视野出发，而是将其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联系起来，在貌似原生态的世相描绘中，让读者感受历史的尴尬和自残性生存的悲哀，以增强其进行新的价值重建的勇气。追求深远的历史文化效应，不可避免地会有不为现实所理解的一面，这一点有的作家似乎早有精神准备：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主题，从“三红一创一歌”的社会政治性转型到本体意义的人的生存状态，必须加强对历史文化心态的反思和人的现实生存景况的诘问，为此某种透视人和人生的方式和角度，与既定的文化惯例相左，甚至遭到非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作家审美价值的取向深远化，预示着他们关注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恢宏气魄正在强化，他们的艺术触角正在向新的精神高峰延伸。由重视生活细节描写向重视人物文化心灵剖析转移。真实地细节描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血肉。我说的这一转移没有否定生活细节描写的重要性，只是有感于陕西作家在其文学文本中不那么恪守经典现实主义逼真感的准则，而转向对内在真实的追求而言的。正像当年卡夫卡借助一只大甲虫的眼光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状态和孤独感那样，心灵感受的描写必然重于外在细节的描绘。陕西作家追求深远的历史文化的审美效应，也必然要倾力于人物文化心灵的剖析。《平凡的世界》中孙家兄弟的人生道路的可信性依据，读者可以从作家对其心灵中积淀的传统文化因素的揭示中找到；《白鹿原》中白嘉轩文化人格的力量，得力于作家对其“耕读传家”的生存意识、一丝不苟地坚持执行以仁义为核心的族规的意志和心理深层不服输的硬汉情结的真实展示；《废都》中的庄之蝶作为一个自残自毁，终究成为社会上的“多余人”，之所以可信，并能引起人们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些知识分子文化品性中劣根性因素的思考，就在于作家敏锐地勾勒了他的心灵对真正属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麻木和自我拯救的乏力。伽达默尔说：“艺术品用以打动我们的情感，同时也是在谜一般的方式中对熟悉事物地粉碎和破坏。它不仅是在一种欣喜与恐惧的震惊中发出的感叹：‘是你呀！’它同时也对我们说：‘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如果作家不在人物心灵的文化剖析上下功夫，伽达默尔所说的审美效应就很难成为事实。总之，陕西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由于有了这三个方面的转移，其现实主义精神的时代特色是鲜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