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京味小说”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已成了蔚为可观的群体。不仅如此，带有浓郁“京味”的其它文艺，如京味散文，京味小品、京味歌曲、京味话剧、京味电影、京味电视也大量涌现，深受群众的喜爱。倘说京味文艺在地域文艺中独树一帜，冠压群芳，影响波及全国恐怕不是言过其实吧。 京味文艺的基础是京味文学，而京味文学的核心则是京味小说。为此，加强对以京味小说为主体的京味文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适时地把研究北京文学的地域特色，作为一项重点科研项目，如今，一套《北京地域文学丛书》已问世。这套丛书集中围绕着北京地域文学的特色，以辐射态势向各个层面进行论证，既有翔实的史料和作品为依据，又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一本本具都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彩。在这套丛书中，我最感兴趣的当数吕智敏所著《化俗为雅的艺术——京味小说特征论》（以下简称《特征论》）。它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京味小说的艺术内涵和审美特征，从历史沿革、民族传统、文化视角、结构模式、方言口语各方面进行了深入实在的研究，并在引证了大量京味小说作品（包括九十年代后出现的）的基础上归纳出京味小说艺术风格的总体特征——雅俗相融，化俗为雅。我以为这结论是切中肯綮的，是有说服力的，它解答了许多争议未决的疑问，确定了京味小说在北京文学中的中心位置。应当肯定，《特征论》对于京味小说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虽不能说这种研究至此已划上了句号，但确实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警叹号，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京味小说派”的理论宣言，是京味小说研究的奠基之作。 京味，决不仅仅是一般的地域风味…… 地域风味原是随地域差别而产生的原生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自己的地域风味，比如，天津有“津卫味”，上海有“海味”，西北有“黄土味”……地域风味既有它鲜明的个性标志，又有它的封闭性、因袭性和局限性，故而带有地域风味的文艺一般只能流行于本地区或在邻近范围内扩散，较难影响到广大地区。“京味”则不然，它虽是北京的地域风味，却又决不仅仅是一种地域风味。我在《谈京味小说派》一文中曾把京味归结为“乡土味”“传统味”“市井味”三味融汇交织而成，除了乡土味外，京味中包含的传统味和市井味都已突破了北京地域的界限，而具有更加广泛、深远的影响。 首先，京味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京味”之来源大致有三：一是作为历代国都的京城，皇室权贵及其后裔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所构成的帝都遗风。二是前清遗老、八旗子弟和众多小生产者等组成的成分极为复杂的市民阶层的“崇官重礼”习气。三是由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等下层市民体现的行业行为特征。这三种阶层势力大致概括了我国旧时代社会结构的基本成分，它们的特色互相融汇、渗透，构成了北京人鲜明独特的气质、品性、精神、风貌，铸就成“北京人”区别于任何外地人的“魂”。中国千百年来封建礼仪文化的精华、糟粕、中华民族“哀而不怨，乐而不淫”的“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和因袭守旧观念，都在京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直至今天，北京人的谦恭、友善、重礼以及官本位意识，传统束缚等，仍较其他地方为重。 其次，京味又融汇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多民族的共同特征。北京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形成了多种民族成分混居同化的格局。除了汉族以外，北方和东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曾流入北京，如东晋的鲜卑人，辽代的契丹人，金代的女真人，元代的蒙古人，尤其是长达三百年之久的清王朝，大量满族旗人迁入北京。此外，北京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使全国各地其它民族（乃至其它国）的文化交流，也格外频繁。这些异族文化一旦流入北京，同汉文化相互交融、浸润、同化，从而使北京文化突破了地域文化的狭隘性、封闭性，呈现出一种多民族、多元化的开放型格局。这就使“京味”的内涵格外丰富，其代表性也越加广泛，从一定意义上说“京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综合文化的结晶。正如《特征论》所说：“北京作为国都、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七百余年历史，已经紧紧地将它的文化与整个民族、与民族文化传统之根联在了一起。这就使北京地域文化所体现的哲学精神与美学风貌中，深蕴着民族文化历史的积淀，并由此而获得了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质同构，甚至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或同义语。 京味小说艺术魅力的奥秘 地域文学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独特的地域风味。然而，京味小说的艺术魅力，决不仅止于它的地域风味，起码还有以下三方面。 （一）京味小说中充溢着浓厚的文化韵味。 这种文化韵味得力于京味小说主客体双方。首先，从京味小说的描写客体来说，京都百姓中无论上层王公贵族、学者教授，中层职员小吏，商贾市民，下层三教九流、引车卖浆之徒无不或多或少、或浓或淡、浸润着一股文化味，这是皇城帝都政治文化气氛熏染的结果，是千百年封建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世代生活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的北京平民百姓们，长期秉承着这文化气息的熏陶濡染，身心泽被着古老北京文化甘露的滋润，文化性格难免受到陶冶。此外，时代风云的变幻，朝野内外的权利之争，国家机构中的各类信息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故此，北京的平民百姓中精通历史掌故、名人佚事者颇多，谈古论今、评说朝政、臧否人物，便成为北京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其他地域相比，文化素养普遍要高出一筹。所以，从高雅的四合院，到贫穷的大杂院，处处可以感受到一股浓重的京城文化氛围。 再从创作主体——作家来看，京味小说作家大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他们对京都百姓的生活习俗、世态人情、民俗掌故了如指掌，所以在表现“京味”时往往厚积薄发，游刃有余。象邓友梅对旗人习俗、性格的把握，陈建功对大杂院平民心态的谙熟，韩少华对皇家官府排场的细察，苏叔阳对艺人甘苦的体验，都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讲起鼻烟壶的历史（《烟壶》），笼中鸟的品类（《红点颜》），北京人“找乐”的什色心态（《找乐》），简直就如背家书，得心应手，俨然是此类课题的民俗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