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在北京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但却很有特色的作家群。沈从文对此曾作过如此描述： 在争夺口号名词是非得失过程中，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已得到了个“杂文高于一切”的成就。……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的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音、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是在这个时期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的用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这个发展虽若缓慢而呆笨，影响之深远却到目前尚有作用，一般人也可看出的。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学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① 对这“一群有实力有生气作家”，时人称之为“京派作家”。这一称呼的确切认定始于何时，实难考证。它和1933年沈从文、苏汶、鲁迅进行的那场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应该说有一定关系，因为这场论争使“京派”与“海派”的提法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作家没有象“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作家那样，以一种明确的组织形式和机构来集合，也没有向人们明确宣告他们的创作宗旨，但他们确是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倾向、潮流和影响，这一切用“京派”来概括虽则并不十分准确和科学，但也确乎难以找到一个比它更为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它，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群众创造的结晶。 作为京派作家的事实领衔人的沈从文对京派作家的上述描述显示了这样四个重要史实：（一）京派散文发生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呆笨”的“慢慢的生长”的漫长过程，上要追溯到二十年代末，下可延伸到三十年代中后期。（二）从地域上看，京派散文作家活动中心在“北方”的“大城里”，以北平为中心。由于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政治中心从北平移到南京，文化中心也南移“以上海为中心”。这时北平反而处在政治文化斗争的漩涡之外，显得“死沉沉的”相对平静，客观上为京派散文作家个性的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三）京派散文作家是由“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组成，代表人物有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芦焚、废名、萧乾等，他们是中国现代散文作家的第二代，新生代，都是二、三十岁的虎虎有生气的“牛犊”。（四）他们受到高校学者和各种风格的有成就的作家的扶持，既受到多方面的文学的浸染和熏陶，又得到了切实的指导。因此，京派散文的发展是顺利的。他们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师生为主体，起初他们的散文就在这些学校创办的《骆驼草》、《文学月刊》、《学文月刊》、《水星》等刊物上发表。1933年，沈从文执掌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使它成为京派散文的重要阵地。1935年9月，京派散文家萧乾也加入这一副刊的编辑事务，一直延续到抗战前夕，使这个副刊始终成为京派散文的活动中心。尤其是1937年5月，由沈从文和萧乾主持了《大公报》的文艺评奖活动，检阅了京派散文的艺术成就，京派散文的重要作家何其芳一举夺魁——他的《画梦录》获得了这次散文奖，当时其他的京派散文家如芦焚、李广田、废名、萧乾等亦都纷纷有散文专集出版。尤其是沈从文于1934年冬重返阔别十一年的故乡，写出了著名的散文《湘行散记》，轰动全国。《画梦录》的获奖和《湘行散记》的成功标志着京派散文为人们所确认，这样京派散文作家群既有领衔人（沈从文），又有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还有一支队伍（何其芳、芦焚、李广田、萧乾、废名等），再加上一批丰硕成果，即散文专集的出版，使得京派散文形成了具有影响的气候。三十年代早期，是京派散文的鼎盛时期，它是中国现代散文在二十年代成熟之后的又一次活力喷发。 一 京派散文家时时被“我”——“乡”——“城”的三角情结的漩涡困扰着。 当京派散文家们陆续从各个乡村进入都市的时候，他们统统迟到了一步，席卷北平的“五四”风暴已经过去了。他们少上了一课：即当时的思想先驱者为了弘扬科学和民主精神，对农业大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尽管这个抨击有些不分青红皂白，横扫一切，如陈独秀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农业大文化所造成的“以安息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的排斥和否定，但毕竟对古老的封建帝国是一次震撼，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想启蒙。京派散文家由于缺少了启蒙的洗礼，因此对于农业大文化相对地说缺少了鉴别力，这就对他们在散文创作中迷恋农业大文化产生了影响。 影响在于京派散文作家离乡背井来到大都市，或谋生，或求学。冷漠的城市鄙视他们，严酷的环境给他们造成了无形的压抑：有的是被城市的严酷的事实碾碎了一个又一个梦——如沈从文、芦焚等；有的是在城市中显得格格不入，为孤独所裹——如何其芳、李广田等，他们遇到了困惑。这种困惑，和二十年代初的周作人等第一代散文家在思想落潮时的苦闷有所不同，周作人等人的苦闷是属理性型的，他们在“五四”风暴中信仰各种主义却又屡遭失败，在本质上是信仰危机；而沈从文等京派散文家在这时所遇到的苦闷却是属情感型的，他们没有信仰过什么主义什么思想，这是一种感情危机，是实实在在地在现实中碰壁——更明确点说是在城市中感到压抑、孤独和愤懑。因此他的感情危机是无目标的盲目的——在他们看来，造成他们的压抑、孤独和愤懑的罪魁祸首，不是军阀、帝国主义或资本家们。他们厌恶党派、厌恶政治乃至厌恶一切“标准”。但他们又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模糊目标，即就是他们对“城市”和“城市中人”的不满。粗看起来，这一“人”和“城”的对立的命题似乎含混、幼稚乃至荒唐得叫人难以理解，但却事实上浓重地主宰着京派散文家的精神王国。李广田对此说得含蓄，他说“（我）虽然在这座大城里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②沈从文就不同了，他在写自传时，当他回忆到自己在家乡的怀化镇时的经历时，就这样放肆地写道： 我在那地（指怀化镇——引者注）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孤僻不象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