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底，文坛出现了“后新时期”的提法。尽管持“后新时期”说的人们对其时间的上限意见不一，对其内涵的理解也有颇大差异，但相同的是，这一提法本身“标志着新时期的终结和另一个时期的开端”。近二年来，许多人相继以各自的方式和需要使用着这一名称，甚至是在不同的理论话语层面上，共同论证和支撑着它的成立。“后新时期”论者的根据，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是文学的转型。他们认为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与此前的文学有“对话的意义”，这种“后现代创作”是对新时期文学的解构，所以称之为“后新时期文本”；同时，以迎合“大众”消遣和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成为与纯文学分庭抗礼的强大存在”，由“丫环”变成了“小姐”。总之，这二者都“显示出文学的时代更迭”。第二，是时代的转型。他们认为，时代文化思潮发生了突变，即从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开始，“消费社会迅速到来”，社会进入一个“消费的时代”；与此相伴，是“商业主义的文化扩张”和“大众文化”的崛起。总之，时代文化思潮的“后现代性”，标志着“后新时期”的到来。 “后新时期”说一面世，就有人尖刻地表示过“百无聊赖的后批评”的拒绝态度，也有人概括地指出它“过于武断”，“容易带来理论上的烦琐或混乱”，但对其失误却未做出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因此，本文拟就此加以探讨，以期得到明晰的认识。 究其实，“后新时期”论者根据时代和文学的“转型”而断定“新时期的终结”，不论是从时代文化精神主潮方面，还是从文学自身的演进方面来说，都是一种没能从根本上把握其特质的表面化的理解。 众所周知，“新时期”的提法并非由于文学的演进而产生，而是历史在自身进程中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自然命名，是“新的历史时期”（或“历史的新时期）的约定俗成的缩写。在这里，历史不是因其某一具体事件的爆发或者某一纪念日的出现而进入“新时期”的。尽管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真正进入“新时期”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之“新”，其根本性的标志就在于，它是对将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超越和发展，是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乃至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相抵牾的旧体制的一次突破和变革。这一革命性的发展和转换的历史起点在70年代末。如果对其内容作一具体而简明的表述，即是改革开放。这一全新的历史课题，决定了“新时期”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开拓性的探索性。因而它不可能是靠一朝一夕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已过去的十几年进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十几年的进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全面的过渡性的成功推进，当然，其间不免有体制改革方面某些领域或某种环节上的挫折与往复，如1988年“闯物价关”的失败，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徘徊等，也有在对外开放、借鉴吸收方面的分歧，如“姓社”“姓资”的争论等。但正是在对这些经验教训及时总结的基础上，改革开放终于逐渐走向深入，走向健康，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趋于成熟的根本标志，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形成，它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并用于指导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的。因此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循着它的规律性的发展轨道而正常运行。1992年以后的变化（或称为“转型”），是从7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历史运行机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结果，是这种发生革命性转换后的历史运行机制的合乎逻辑的预期，而决不是又一次革命性的转换和突变。那么，以改革开放为时代内容的“新时期”，也并未终结，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使它超越到另一时期。 显然，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承认“转型”的存在，但却不能够接受“后新时期”的提法。因为“后新时期”之“后”，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为时间或阶段的“前期”、“后期”。虽曾有人试图将这一提法纳入“前新时期”、“盛新时期”、“后新时期”的传统史学模式，但这显然已违背了“后新时期”倡导者的原意。由缀“后”而形成新的概念范畴的判断模式，是从西方引进的。“后”的关键在于它所具有的超越、否定、质变的意义。它是对它所附着的主体概念生发的否定性发展和革命性超越。这是它在范畴生成方面的基本价值所在。而90年代的社会“转型”，则是“新时期”的科学性预期的实现。它并没有对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形成革命性的承续和超越关系。因此，“后新时期”说实在难以成立。 这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时代文化精神主潮并没有“转型”。从1949-1978年，虽然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衰老的民族及其文化的重新振兴带来了希望，但战略性的失误使我们的民族错过了良好的振兴机遇，使中华民族与世界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状况直到“新时期”的到来才为之一变，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终于使民族与文化复兴的理想逐步变为现实。新时期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动的、朝气蓬勃的开拓精神和积极进取的建设意识。这就构成了新时期的时代文化精神主潮。任何一个时代（时期）的本质特征，都是由其文化精神主潮所决定的；时代的转换同样是取决于时代文化精神主潮的质变。新时期的文化精神主潮是建设性的，因此，新时期是一个“建设的时代”。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明确提出，以及风云响应的社会实践和“市场”大潮的出现，恰恰体现出这种积极建设的文化精神主潮正处于高涨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地喷放着它的精神活力。现实生活实践中蕴含的无限丰富的创造性、建设性因素，推动着新的民族文化精神结构的建设。毫无疑问，90年代的中国社会并非进入了“消费的时代”，更没有什么“消费社会迅速到来”。 也不能说“消费时代”论者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也有一定的根据，那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属于一种消极消费性的文化思潮。这种“消费文化”的影响，使得我们的时代染上了某些“消费”的色彩，如“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兴起，文化的平面化、商品化，精神文化“一次性消费”的现象等等。但这并不能作为我们的时代文化的代表，它充其量是附着于时代文化精神主潮上的阶段性支脉，甚至是时代大潮所涌起的泡沫。因此，消费性文化因素不能改变我们时代的建设性特征。我们大可不必为“跑步进入后现代主义”的浮躁心理而鼓噪不休。总之，“时代的转型”并没有使时代文化精神主潮发生革命性变化，“新时期”并没有出现“后”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