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整体解读新时期文学现象的钥匙在于弄清楚两个前提：一是其整体文化语境是启蒙主义的，二是推动和完成启蒙主义使命的并非以社会政治话语写作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在文化语意和个性人本主义话语中展开的现代主义写作，这种统一是西方数百年文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压缩而致的“历史性焦虑”的结果。然而，现代主义与启蒙主题之间又存在着根本的分裂与矛盾关系，这种奇特的统一与分裂的关系正是新时期所有奇异现象的内在原因。本文除了纵向梳理出这一矛盾的历时线索及其表现以外，还力求对其构成的内部原因、主体选择的依据以及客观效果作出深入的分析与说明。 在回顾和总结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新时期”的概念，在实际上是一个启蒙主义语境或主题的象征符码，它在社会政治与历史范畴中的意义是其无可争辨的价值核心。在新时期所出现的一切文学现象，都是在这一基本的文化情境中展开的。然而，在完成历史所赋予的启蒙使命的时候，新时期文学却无法象历史上所出现的启蒙主义文学那样，在选择通常社会理性话语的前提下去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启蒙效能，相反，而是选择了一种亲和于现代主义艺术的具有非理性（社会政治意义上）倾向的复合话语，一方面它体现了现代主义强烈的个性非理性色彩，与梦幻、潜意识的世界相连结；另一方面在启蒙主题的引导下，它又体现了文化——神话话语中的深度模式化、多解性、模糊性与非历时特征，而且在发展中愈加向后者倾斜。启蒙主义的大众方向与现实目的，同现代主义的个性精英意识与文化高度之间，构成了一种既矛盾又结合的奇异景观。本文旨在对这一矛盾选择的内在依据、变延过程和正负效应作一粗略的回顾与分析。 一 当那场具有末日仪式色彩的文化暴力与狂欢结束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智力、理性判断力和其语言能力也已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所有的意义符号已被暴力的血水洗刷殆尽，仅剩下“红色”禁忌与象征的微弱功能。语言被暴力洗劫一空的状态，使面对历史变迁的人们患上了奇异的失语症。在文化的空白与简单的符号组合中，写作者们除了挥洒语言的空壳和叫喊出一种同文革文化毫无明确区别意义的兴奋与激动之外，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看看1977年到1978年产生的那些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的代表性作品，那些权力诗坛上的诗歌根本无法唤起人们新的理性和良知；那些戏剧作品除了表达局部历史和表层社会冲突之外也没有发出任何文化重建的信号；即使是小说，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这类有着典范“符号”意义的作品，现在读来不但感觉它们仍然丝毫未能摆脱上个时代的思维框架，而且会深深地吃惊，它们几乎不具有任何现代小说的特征：简单的故事线索、笔记式、议论式的笔法视点，仅具有政治概念和政治语义的旧式话语……这就是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不难看出，这个起点由于它与现实政治的密切结合与意识联姻（而现实政治的变革进程又是如此艰难缓慢），比之“五四”，便有了更大的背景限定，使它在最初不可避免地留于长时间歧路徘徊的境地。 很明显，在社会政治语意中的写作，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价值范畴中奢谈人的价值与尊严，是无法真正担当这个经历了一次文化冰河灾难的沉睡民族的启蒙使命的，它们自身也是缺乏充分自足的文化与审美价值的，而能够担当民族启蒙使命的只能是以个人价值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是人本主义价值范畴中的写作。大量作品例证表明，一旦个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肯定重新被纳入到群体和政治的价值范畴及其狭隘语意之中，个人便实际上处在了被否定的位置。在启蒙主义的价值准则中，个人和社会、个体和群体、个性与社会规范，从来就是以不可调和的激烈的矛盾形式出现的，这是启蒙主义文化策略的本质特征和必然选择，西方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大量的以旨在恢复受到现实政治扭曲和约束的所谓现实主义传统和寻求正义、公理和人的尊严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在实际上都处在了一种自我的尖锐矛盾之中，一方面它们在悲怆的呼喊中试图重新确立人这一社会和审美价值核心，另一方面它们在面临社会政治的权力中心和否定力量时又显得十分空洞和茫然，政治范畴中的正义和公理在审美价值的构成框架中是如此脆弱和容易退色，它是单向、表层和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当我们回顾所谓“反思文学”，诸如《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大墙下的红玉兰》（丛维熙）、《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等等作品的时候，除了再一次感慨极左时代简单的愚昧之外如果还要寻找更多新的精神遗产的话，我们会发现结果将一无所获。 现实主义曾经是启蒙主义思想诞生之后相信终极理想与价值的时代的文学潮流之一。在欧洲19世纪的诸多文学大师那里，他们通过对前期资本主义（或原始积累时期）社会罪恶的批判，表达了他们从启蒙学者那里继承而来的人道、正义和美善的理想与观念，在引导人类精神、补偿社会道德的失缺等许多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疑，由于社会历史与文化思潮的作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写作也是在通常的社会语意中展开的，但是在西方，它并没有过多地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与规定，大部分作家仍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文学以来所建立的理性话语（这是人性范畴中的理性而不是政治或道德范畴中的理性）的基础上建构其语意世界。但在当代中国文学这里，现实主义早已由于它同意识形态的特殊血亲关系而发生了逆变，不只是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上，更在文学运作的实践上都早已预示了它的没落，不管新时期作家们如何试图以某种理性反思对以往的政治话语中的“现实”写作予以调整，但社会文化情境却已注定了这种调整的有限性和假想性，一句话，没有新的价值原则、文化策略与艺术方式的注入，就不可能实现文学观念与实践上的变革和发展，不可能担当起新的文化启蒙与开拓的重任。这样，启蒙——这个历史的重任就在实际上落到了现代主义者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