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变革导致文学的多元化。没有经济的多元化，没有新型文化市场和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的生成，或者说，没有作家、文学作品多元生存空间的实质性拓展，就不可能有文学的多元化。文学从一元到多元，表征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考察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的多元化态势，笔者只拟将聚焦点凝定在社会结构变革引起的作家生存方式、社会角色和文化人格的转换之上，并由此推论文学的演化趋向。我确信，存在相当明显的文学两极分化趋向：一，以王朔为代表的文学商业化、世俗化趋向；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文学神性化、圣洁化趋向。二水分流，泾渭分明，大势所趋，殊途而不同归。另有贾平凹介于并摇摆于王朔与张承志之间，兼具二者属性，似也能代表一种文学演化趋向，宜于别作专论。换个角度观察，我不怀疑文学还有别样的演化趋向，只是考虑面面俱到，容易拉杂失序，冲淡本文论旨，故存而不论。 1 选定王朔作为文学商业化、世俗化的代表，理由是充足的。 王朔肯定不是文学商业化、世俗化的始作俑者，王朔远比别人自觉、坦率、自信。他挑头组建文学商业团体——海马集团，公然宣称，将应社会需要，生产一切适销对路的艺术产品，谁要戏就给谁写戏。他及其同道，无所顾忌地抹掉艺术的自由创造与工艺的刻板制作、艺术品与工艺品之间的界线，明目张胆地把“自由游戏”（康德语）变成作坊式的流水作业、大批量生产以获取经济实利的活动。他撮合文学与大众传媒，使二者联姻，使所谓纯文学转化为比较地道的大众文学。他是继巴金之后中国第一个以写作谋生的人。他对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作了确定不移的世俗化解释，毫不留情地把文学从神圣、崇高的位置拉向卑微的俗世，把作家从创造者降格为生产者，把文学蝉蜕为与其他物品一样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把艺术欣赏易名为艺术消费。总之，王朔成功地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角色，实现了作家文化人格的重朔，更新了文学的品质。① 可以断言，王朔不是文学商业化、世俗化唯一合适的代表。与他同时，尤其在他之后，就有数量惊人的文学商业化、世俗化实例：汪国真的人生哲理小诗风靡全国；地摊文学“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周洪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收购”，开了签约和拆约的先例，近来居然自当买主，收购西部作家；京城纷纷成立各种供稿公司；上海建立写作室；云南创办《大家》；深圳组织文稿拍卖；广东公开招聘作家；春风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布老虎丛书”；张艺谋雇用五位走红作家同写武则天；苏童和余华等先锋派领衔作家相继涉足文学商海；叶兆言和范小青等作家为王朔的文化实业公司写剧本；方方承包并主编《今日名流》；池莉加盟海马集团……92南风劲吹，文海商涛奔涌，势不可挡，至今仍日见其盛。然而，王朔之为王朔，并不在于他是否独家经营商业性、世俗性文学，而在于他的生存方式、角色功能、人格形象及其文学的质变极富典型意义，我们仅从他一人身上就足以发现当今中国文学商业化、世俗化的全部秘密。 就我所知，作家大体有三种生存方式。一种是仰赖供养或资助为生。上等人或上层机构出资豢养作家，“维持作家的生计，作家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②，二者交互为用，各得其所。一种是依靠兼职制为生。这种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是极为普遍的。还有一种比较特殊，作家退隐山林，远避尘嚣，过着一种拒斥、抗击俗世的田园诗般的隐士生活。三种生存方式共有一个要点，即：作家不把写作作为唯一的谋生手段，写作是高贵的，不是俗人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 以写作为唯一的谋生手段，为牟取暴利的商业行为，古今中外都曾有过，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鲜事情，但在49年以后的中国，至迟在85年以前，写作是与商务谋生了无干系的。供职作家协会，有份工资；兼事其他职业，无衣食之忧，没必要、无条件也耻于专以写作谋生（巴金是个特例，无普泛性）。不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不建立文化市场，就不具备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哪里谈得上当个文化商人，专以写作谋生。而一旦有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文化市场，哪怕还是初级的，也一定会孕育出类似大仲马以及现代自由撰稿人的王朔或张朔、李朔。王朔是“新人”，新人自有新人的生存方式。90年代的王朔比80年代的王朔更有气魄，顺应时势，异常清醒、义无反顾地大踏步迈进文化市场。晓声说“在这个商品第一，经济中心的时代，他第一次（不确——引者）把竞争意识、商品意识这两头猛虎引入中国文艺的羊圈。他不仅在各种传播媒体上大谈其‘生意经’和‘经营计划’，而且还像个家庭主妇似的公开地讨价还价，一改传统文人温文尔雅的惺惺作态。”③王朔确已不是德性清高的传统文人，若要给他一个称谓的话，最恰当的莫过于波德莱尔自嘲的“为钱而干的缪斯”了。这个为钱而干的缪斯，拥有文化实业公司，大办文化商务，策划选题，攒剧本，做中间商、经纪人，拍摄、监制影视剧，出海马丛书，风风火火，不亦乐乎。 90年代的王朔，持守他一贯鄙视知识精英的立场，不扮演一般由仰赖资助者充当的权威文化意识的承载者、传播者和仲裁者角色④，也与隐者和有独立意识的兼职者充当的自我心灵的主宰者、创造者和抒发者角色分立门户，他有他特殊的服务对象——俗世的大众，也情愿充任大众文化的代言人、扩音器。 王朔像个文化丛林中精明、敏锐的猎手，睁大双眼在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市场搜寻，随时捕捉流行的大众趣味、风尚，及时对大众文化信息进行艺术加工，并选择最好的大众传媒，借助最便捷的信道，挑选最佳时机，卓有成效地哄“炒”和传播他的艺术制品。他“展望90年代的文化市场”，发现大量“苦孩子”“就是俗，不爱看视死如归的”“玩深沉”的作品，便挺身而出，与人合伙炮制出“一些小户人家的爱情故事”⑤——《渴望》和《爱你没商量》。细察90年代文化市场，他同时发现众多劳心者正不堪承受特定时空下特有的心灵重压，怨气、晦气重重，无处倾泄，于是便与冯小刚合写了《编辑部的故事》（王朔所写部分曾另名作为小说发表）。91、92两年，煽情的《渴望》和调侃的《编辑部的故事》，一情致深深，一妙语连珠，令京城“老妪能解”，令积怨者释怀，真正取悦了大众，迎合了大众的情感需求，耸动了全国大城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