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散文观念是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对散文的性质、艺术特征的趋同性认识。其核心是人们的散文审美观和人们对散文功能的理解。散文作品是一定散文观念的产物。散文观念的嬗变决定性地影响着我国现当代各时期的散文创作。本文拟对中国现当代散文（文学性散文）观念的形成与嬗变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简要归纳，力图从理论的角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的脉络，检讨中国现当代散文观念和散文理论的得失，并进而阐述自己对散文的本质、审美功能和艺术特征的认识。 引言 我国的散文概念向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中国古代，广义的散文指与韵文和骈文相对的散体文章。到“五四”以后，广义的散文则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其中包括杂文、随笔、小品、速写、报告文学等文体。而本文所研究的散文是狭义的散文，即通过叙事、描写和议论，意在抒情明志的文学性散文。这种散文有时被称为“文学随笔”、“随笔散文”或“文艺性小品文”，它和英国文学中的文体“familiar essay”相当。在中国，广义的散文历史悠久，而文学性散文的自觉与繁荣，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所谓观念乃是人们哲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外化，它是某一时期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趋同性认识。它有很强的时代性并随时代的变化发生流变。而散文观念指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散文的性质、艺术特征的趋同性认识，其核心是人们的散文审美观和人们对散文功能的理解。一种散文观念的形成与流变，是和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文学观及人们具体的生存方式等文化精神因素相关联。散文观念决定性地影响着我国现当代各时期的散文创作，它的流变使中国现当代散文在各个时期呈现不同的面貌。本文拟对中国“五四”以来的散文观念的形成与流变进行研究，力图从理论的角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为当代散文的变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 一、现代散文观念的萌芽和确立 “五四”运动后，由于傅斯年等人对英法随笔（现代散文的一种形式）的大力提倡和引进，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中国文坛上形成一股现代散文创作的热潮。随着大量的自觉的散文创作的出现，现代散文观念也随之萌芽、形成。 从时间上说，我国现代散文观念的萌芽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而这个时期对现代散文观念的萌芽影响最大的是冰心和周作人这两位散文家。可以说，冰心是用创作奠定现代散文观念的。冰心从1920年起便加入现代散文先行者的行列，是当时最有影响也最有实绩的散文家之一。她于1920年发表的《笑》、《“无限之生”的界线》、《梦》等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美文”。这些成功的散文形象地向人们展示现代散文这一新兴文体的艺术特征。而周作人对现代散文观念萌芽的最初贡献则是在理论上的探究。他于1921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对散文理论影响甚大的短文——《美文》，在这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关于散文的理论短文里，周作人先生对散文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初步的描述：其内容是“叙事和抒情”的，“真实简明”是其审美特征。继周作人之后，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3年）一文中对散文的艺术特征也有过片断的描述：“（小品散文）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胡适的这一概括显然比周作人对散文的认识更深入和具体化。虽然周作人和胡适对散文艺术特征的描述是零星和肤浅的，但它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散文这一文体的朦胧的理性认识，他们的认识代表着萌芽期的中国现代散文观念。 考察中国现代散文观念的形成，不能忽视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的影响。在鲁迅翻译介绍的这部著作里，厨川白村是这样描述英国“essay”（议论性小品随笔）的：“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这两段话后来被胡梦华、钟敬文、李素白、伯韩等散文家和理论家一再引用，标明当时人们对散文的这种“闲话风”的语体风格和在散文表现真实的自我这一审美特性上已达成共识，而这两方面正是当时散文观念的主要内容。 表现真实的自我，写出“有个性的新文学”，这是“五四”以后的作家积极追求的目标。因而厨川白村在essay里反映“个人底人格”的主张得到当时的作家和理论家的普遍赞同。这种散文观念在冰心的《寄小读者》、《往事》、朱自清的《背影》，周作人的《泽泻集》等众多散文中得以体现。在理论上，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大量的把表现真实自我看作散文重要审美特征的论述。例如，著名文学理论家胡梦华在《絮语散文》中曾这样说过：“我们仔细读了一篇絮语散文，我们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所以它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①在这里，胡梦华把散文看成是表现真实自我的主观性极强的一种文体，其中虽有对社会生活的描写，但也是“以个人的眼光与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在一篇散文里，读者可以直接洞见作者的思想和感情。 以周作人、胡梦华、梁遇春、梁实秋等人为代表的作家和理论家对散文表现真实自我的强调，和把作家的“人格”、“性情”看成是散文的一个美质的认识，这是和唐宋以来以载道为宗旨的古文传统大相径庭的。这一散文观念的出现，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文化原因。首先，这种观念直接来源于英国essay理论和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一书的影响。其次，这种观念也是对我国传统闲适小品精神的继承。在周作人先生看来，明代公安派是“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态度作一切的文章”的，他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依林语堂的解释，性灵即自我）。公安派这种敢于摆脱道统的束缚，自由抒写爱憎性情的精神对周作人、林语堂等国学基础深厚的散文家影响甚大。此外，这种观念也是当时文学思潮的产物。周作人先生曾这样说过：“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见《〈近代散文抄〉序》）。周作人先生把作家有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心灵看作是散文兴盛的前提，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在“五四”这个“王纲解纽”的时代，人们有思想和表达情感的自由，可以自由地表现自我，作为人的心声的最直接反映的散文，因而得以迅速兴起并走向繁荣。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人的发现和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对此，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作过明确的阐述：“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对个人价值的确认和人的发现必然导致文学对人自身情感世界的探索。经过二千多年道统对个人情感的挤压，人们发现抒写真实的自我成为文学最迫切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