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现代文学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写文学史”的呼唤，出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崭新的文学史概念，它打破了传统的近代、现代、当代三段式文学分期模式，从而带动了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更新。风行近半个世纪的鸳鸯蝴蝶派，理应归属这一文学史范畴。它作为滥觞于晚清，繁盛于民初，衰落于战后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文艺主张，团体活动及创作演变，都是一个复杂的文艺现象。以往的文学史著述，大都忽略了曾一度独霸文坛而独具代表性的鸳鸯蝴蝶派的应有地位；即使偶有提及，也多是作为“文学研究会”斗争的对立面和新文学的逆流来批判的。袁进先生的新著《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1994年版）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概念，将该派的兴衰流变，置放在近现代相互沟通的文学史框架内，对大量翔实的史料钩沉索隐，爬梳剔抉，分析归整，并运用一种新颖的叙述手法，透视了这一时期鸳蝴派的基本概貌。 鸳蝴派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而是由一些文学趣味相投的小说家、报人逐渐趋合的创作流派，最早多以鸳鸯蝴蝶入诗，写一些四六句的骈俪文章，如“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之类，晚清李伯元的吴语小说和吴趼人的“写情小说”也都是该派的渊始。①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称之为拟古派的末流，并把较早出现的《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称为“狭邪小说”。到1914年《礼拜六》创刊，聚拢了大批江浙作家，他们在创作实践上多写一些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在格调上哀感顽艳甚至下流、肉麻的作品，在理论上也提出了趣味主义的“文学无目的”论，因此，“礼拜六派”几乎取代了原有的称号。在1921年以前，他们几乎垄断了当时所有的报刊，创作阵营颇为庞大，题材范围涉及言情、社会、黑幕、侦探、武侠、历史、宫闱、神怪、反案、滑稽、娼门等三教九流，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包括新闻、出版、电影、戏剧、广播乃至商业界，都占有很大的优势。但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者似乎忽略了这一文学事实，特别是鸳蝴派的称谓被蒙上“恶名”载入另册，致使该派“五虎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至少有三人曾否认自己是鸳蝴派人物，这无疑包含了政治批判替代文艺批评的历史因素。但是在重写文学史的今天，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这一流派，需要做大量基础性的工作。《鸳鸯蝴蝶派》一书为该派的重新入史做了扎实的奠基工作。 一、史料的梳理和诠释。《鸳鸯蝴蝶派》是一部品位较高、雅俗共赏的文学流派小史，其鲜人耳目之处在于运用了掌故学方法和笔记式文体。当前，文学史研究一方面尚未摆脱以社会变迁为背景，以政治批判为标准的陈旧方法的束缚，对文学规律的概括和归纳疏离了艺术本体的价值规范；另一方面趋于纯粹艺术嬗变的释演，单纯依赖抽象理论的推证，忽略了演史叙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鸳鸯蝴蝶派》重视对文坛掌故的收集整理，这无疑是一个新颖的视角。 文学史的归纳是一项系统、严谨的工作。掌故不同于历史，它是一种小品(sketch)，虽显得短小零散，但很多历史精神渗透在细碎的掌故之中。袁进先生注重把握这些为一般文史家不太重视的史料，运用笔记的体式巧妙地穿插在史的叙述之中。这些小品能够充分反映文艺流变的基本背景，作品创作的基本动力及文艺主张的根柢，可以从中窥视转型时期文学律动的某种心态，某种方式以及它的最终命运。因此，掌故学方法就是一种科学实证的方法。在文艺领域中，艺术和现实生活、作家的艺术体验和作品的文本生成，是18世纪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以来文艺批评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直到此后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如日本“私小说”、中国的“身边小说”）及现代主义（如日本新感觉派、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倚重从作品开始的追溯上升方法和以作者生平、创作环境为契机的编年、纪传研究方法。因为对小说创作从主体到观照对象、到读者接受，都是在作品中产生关联的，作家的创作素材与生活体验以及读者的审美活动，在评价过程中及阅读效应上，都是平面的、单线式联系的。正如日本文艺史家冈崎义惠所说“文艺共同体的文艺作用关联的事实是实现文艺价值的普遍价值的方式”，②而这正是构筑文学史的基础之一。《鸳鸯蝴蝶派》重视这些基本层面的价值取舍，对鸳蝴派的缘起、流变及构成、性质，进行了较为恰切的爬梳、归整，力图在宏观上保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同时又从横断面上展开微细的剖析。由于采取了史论结合的叙述样式，并抓住了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中的主要契因，如作家生平、理论主线、评判准则、作品梗概、作品社会影响以及相关的文坛掌故、趣闻轶事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背景材料井然有序地编织在整体的介绍和评价中。在微观研究中，作者对文学的个人样式、作品特性及流派的整体风格作了社会学考察。如关于作者，对其显匿、身份、家系、交友恋爱、社会习俗、文艺思潮、创作动机作了详尽的描绘；关于作品，对素材遴选、人物原型破译、情节创构、表现形式的确定及社会轰动效应，都依据历史的真实加以考据推证；关于作品接受状况，从读者对作品的反观体验，作品在社会道德文化碰撞中的影响、在商品经济萌芽中评价的变迁、在20世纪文学格局中的历史定位等方面，也都是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考察，而非纯粹的理论归纳。这种依赖逻辑实证的演史方法，使得该著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学史料，并直接成为某些论点的有力证据。《鸳鸯蝴蝶派》列入老作家柯灵、范泉先生主编的“文史探索书系”出版发行，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