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剖析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有影响的小说流派。这个小说流派所显现的整体风貌是对“全般”社会做“缩影式”的描绘，并对其进行深刻的剖析。它通过精心结构故事、细致描写场面、注重塑造人物等艺术手段，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这个小说流派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的生动教材，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30年代，茅盾、吴组缃、沙汀、艾芜等小说作家，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一批再现中国社会现实的小说，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精微、深入地表现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剖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为特点的社会剖析小说派。 我们认真梳理这个小说流派的创作实践，总结其创作经验，对于正确评价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为我们当前的创作提供借鉴，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社会剖析派”小说的整体风貌 “社会剖析派”小说家的产量相当丰富，短篇精粹，长篇恢宏，每个作家都有传世的精品。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子夜》虽然篇幅相差悬殊，反映的内容多寡有别，但都因具体地描绘了30年代农村、城镇或都市的面貌，而构成了具有不朽生命力的社会画卷。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樊家铺》、《天下太平》与长篇《山洪》一起描绘了皖南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觉醒。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诸多短篇和长篇“三记”，尤其是其中的《淘金记》，把那闭塞、落后的四川山区，展现在读者面前。40年代艾芜由描写西南边远地区人民的不幸，转而写内地人民的苦难，为文坛奉献了数量可观的佳作。这个流派不同作家的作品，尽管色彩缤纷，各有风姿，但也都呈现出一致的整体风貌。 1.对“全般”社会做“缩影式”的描绘 描写社会几乎是所有小说不可缺少的内容，只不过是分量轻重、地位主次不同而已。茅盾曾以理论家的明智要求文学作品反映“全般”社会，反映时代的气息。他又以作家的使命感身体力行。我们不妨说把他的长短篇所反映的生活合起来，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其中的某一篇也能映照出当时社会的“全般”。他写《蚀》要表现“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历的三个时期”①，写《虹》要“为中国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②写《子夜》更是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③。在这些作品中，茅盾追求广阔地展现社会生活的总体效应。其实，这也是“社会剖析派”小说家们的共同追求。不仅他们的长篇全面地揭示社会的结构和阶级关系，经济潮流的变动，日常生活的变化，文化、道德观念的变异等等，就是短篇小说，也力求在具体的描绘中观照全般社会。 无疑，这种“总体效应”只有通过对社会生活做“缩影式”的描写才能实现。否则，就是一堵电视大屏幕墙也难映照其万一。在《子夜》第一章临近结尾处，写了张素素和李玉亭的对话：“你看我们这社会到底是怎样的社会？”“你只要看这儿的小客厅，就得到了解答。这里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业界的巨头，这小客厅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茅盾在这里表明，他写小说就是在展示“中国社会的缩影”。 在进行“缩影式”的描写时，这个流派的作家都强调写实、客观，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纪实性。同时，他们也注重全面、整体和综合，总是把社会的繁复生活融进小说的框架中来，使其具有全景式的特点。茅盾的《子夜》展现了30年代中国社会的广阔场景：地点写了大都市的上海和农村双桥镇：事件关涉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物牵连着工农兵学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沙汀的《淘金记》通过基层政权中有势力的全套代表，写出了一个似乎看不见但又大又密的关系网，从而显示了川西北农村社会的全貌。艾芜的《山野》只写了“一个小小山村地方一场小小的战斗”④，就反映出抗战期间，各阶级、各阶层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彼此不同的思想面貌。这个流派的作品，即使是短篇小说，如《林家铺子》、《春蚕》；《在其香居茶馆里》；《樊家铺》、《天下太平》；《石青嫂子》等，虽然写的仅仅是某个人、某个家庭的遭遇，或某一场纠纷，看似“一角”，但是作家们却致力于将“一滴水”的气息写足，使人从而看见“大海”。《林家铺子》全力写林老板奋斗、挣扎、失败、破产的过程，但却从侧面观照了“一·二八”上海战争、农村破产、学生抵制日货等等，这一切组合起来，不正是中国30年代的社会全景吗！《石青嫂子》的主人公，丈夫被抓壮丁，又遭地主逼租、毁地、烧屋的迫害，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不幸，而是国统区广大妇女的共同灾难。这派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努力赋予他的人物以典型意义，他们努力把整个社会“缩”到长篇或短篇的建构之中。 2.对社会进行深刻的剖析 叶圣陶说茅盾“写《子夜》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⑤，这说到了《子夜》的实处，也抓住了茅盾创作的特点。同样，“社会剖析派”其他小说家的作品也具有这一品格。所谓“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就是以理性的思考去对社会进行剖析。曾经有人批评《子夜》具有“太浓厚的政治色彩”，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作品在“当时的社会确是发生过很大作用”。茅盾早年就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30年代他更不回避文学的倾向性。但是，这里需要着重指出，《子夜》一类作品的“很大作用”固然与“政治色彩”不无关系，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文学作品如果离开了它的审美特征，其社会功能必然受到影响，这已是为文学的历史证明了的。这类作品的深邃的思想，对社会的深刻剖析，是在文学审美追求中表现出来和得到实现的。在整体上反映既有对现象的描绘，又有对本质的揭示，也不乏对未来的憧憬，将理性的批判精神自然地融入艺术审美中，这才是“在当时的社会发生很大作用”的奥秘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