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4年5月著名翻译家傅雷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以来，在迄今为止的半个世纪中，大陆、台港和海外学者发表了上百篇评论、研究张爱玲小说的文章，并且出版了这方面的论文集和研究专著。这些论文和专著从创作心态、题材特征、审美态度、人物塑造、心理描写以及意象运用等诸多角度对张爱玲的小说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如何从整体联系上把握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内容并从而确定其思想价值，却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课题。以在张爱玲小说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台港和海外学术界而论，情况就是如此。他们在如何评价张爱玲小说创作成就问题上分为意见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夏志清为代表。他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设专章介始张爱玲的小说，并认为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所推崇的主要是张爱玲观察生活的准确、反映历史的忠实、审美态度的老练、心理描写的细腻、想象力的活跃等方面的才能，而没有对其小说的思想内容和思想价值作明确而具有整体感的把握和确定。另一派以唐文标为代表。他没有否认张爱玲的艺术天才，但却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对他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张爱玲只是“趣味主义”地描写她所熟悉的那个“腐朽、衰败、垂死、荒凉”的“死的世界”，而没有加以“道德的批判”。唐文标以此否定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因而被推崇张爱玲小说的人们批评为狭隘功利主义。实际上，唐文标的失误并不在于他的功利主义态度，而在于他与他的批评者一样，也没有把握到张爱玲小说真正的思想内容，因而也就无从确定其思想价值。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次尝试性的考察。 一 张爱玲在其小说创作的后期曾经写过一些具有政治倾向的作品。《小艾》和《十八春》有歌颂新社会的内容，《秧歌》和《赤地之恋》则是两部反共小说。但《十八春》基本上是一部婚恋小说，政治内容在作品中所占比例不大，其他三部则不在她的成功作品之列。她的大部分小说，包括她全部的成功之作，不仅以婚恋生活为题材，而且创作旨趣也在婚恋问题本身，而不是借婚恋题材去表现其他方面的思想。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她是一位以写婚恋小说而获得成功的作家。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而言，其小说的主要思想价值当然只能存在于她的婚恋小说之中，存在于她在这些小说里对于各种婚恋问题的反映和评判之中。 张爱玲小说反映生活的时间跨度自辛亥革命前后至50年代初期长达40多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转形期，新文化、旧文化以及新旧折衷的文化同时并存，因而新的、旧的以及新旧折衷的婚恋现象和婚恋观念也同时并存。张爱玲忠实深刻地描绘了这些纷然杂陈的婚恋现象，为人们认识当时的婚变状况提供了真实生动的历史图画。而且，她并没有像某些评论家所批评的那样，只是纯客观地或者说是趣味主义地描写这些现象。的确，她不喜欢运用善与恶强烈对比的方法去构思故事，而愿意本着真实的原则使用善与恶参差对比的方法去再现生活；她不欣赏“卒章显志”、令人一览无余的表现手法，而醉心于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艺术风格。这使她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给读者和研究者理解她的作品带来了一定困难。但只要我们认真观照作品所描绘的生活画面，仔细体味文字间的审美情调，了解作者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可以做到的。综观张爱玲的婚恋小说，可以发现她评判各种婚恋现象都是从她关于婚恋问题的基本观点出发的。这个基本观点就是：爱情生活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两性互爱应当成为两性结合的基础。正是以这一现代婚恋观念为标准，她对当时各种婚恋现象作了自己的道德审视。这就使她的婚恋小说除了具有反映各种婚恋现象的认识内容外，也具有了评判婚恋现象的道德内容。 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之一，爱情是发生于人类两性间的肯定性审美情感。有无两性互爱的爱情生活决定着两性生活质量的高低和幸福与否，因此爱情生活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张爱玲就是这样认为的。她在解释《海上花列传》中有的嫖客连续几年钟情于一个妓女的原因时说：“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既然爱情生活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它就应当得到社会的尊重，既然两性互爱与否决定着两性生活质量的高低和幸福与否，它就应当成为两性结合的基础。然而在漫长的家长制的古代社会里，对于爱情的需求却被视为有违礼教的非分之想，完全被排斥在缔结婚姻时考虑的因素之外。当时子女的婚姻是由家长包办的。家长考虑的是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不是子女的爱情。“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婚姻的附加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73页）这种家长包办的婚姻制度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权利剥夺殆尽，不知给多少家庭造成了感情的的冷漠和痛苦。由于是男权社会，少数有钱的男人可以通过宿娼买妾以弥补婚姻的不足，或者去过淫乐的生活，而这又将他们的妻子推入了更为难堪的境地。这种旧的婚姻制度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和有力的批判。《怨女》所描写的银娣为儿子玉熹娶妻的过程就很有典型性。银绨不喜欢新式女子，又要门当户对，就她家的条件，只好在女方的相貌方面迁就一些。为了安抚儿子，她竟然在婚前就答应将来允许他纳妾。她对儿子说：“我就看中冯家老派，不像现在这些女孩子们，弄一个到家里还了得？讲起来他们家也还算有根底。你四表姑看见过他家小姐，不会错到哪里。你要拣漂亮的，等这桩事办了再说。连我也不肯叫你受委屈。我就你一个。”很明显，这里虽然是儿子娶妻，决定权却在母亲手里，首先考虑的也是母亲和家庭的利益。结婚后玉熹对妻子不满意，于是纳妾嫖娼。妻子抑郁成疾，加上婆婆的有意折磨，不久便丧命黄泉。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于旧式婚姻制度的血泪控诉。《相见欢》间接地描写了两对旧式婚姻的夫妻生活。伍先生和伍太太虽然有了三个孩子，但伍太太一直“不得夫心”。后来伍先生到香港去经营他的企业公司，带去了与他生了儿子的女秘书，而将伍太太留在上海。另一对夫妻荀先生和荀太太的情形有所不同。荀先生对美丽的荀太太是非常满意的。作者说他从来不批评旧式婚姻，因为：“盲婚如果是买奖券，他中了头奖还有什么话说？”然而荀太太对荀先生却感情冷漠，几次谈到他将来的死，态度都很平静。由于对丈夫没有爱情，她一生念念不望的倒是一个曾经盯过她的梢的身份不明的路人。这篇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伍太太和荀太太的“天真的同性恋爱”。少女时期发生这种同性恋爱还不算太反常，而一直维持到婚后很久却是耐人深思的。正如伍太太的女儿苑梅所分析的那样：这种同性恋爱应当只“是一个阶段。但是上一代的人此后没机会跟异性恋爱，所以感情深厚持久些”。可见小说表面上虽是写同性恋爱，指归则在反映旧的婚姻制度下夫妻间爱情的缺乏。《等》里的童太太和奚太太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两人的丈夫都纳了妾。童太太提起丈夫便怒不可遏，奚太太则心存幻想，仍在等待着丈夫从内地回上海看她。小说末尾处以“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一句作结，对于旧的婚姻制度下人生的浪费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封锁》里的吕宗桢与母亲给订下的妻子过着感情无归宿的沉闷生活，想离婚又顾及孩子们的幸福，要纳妾又没有足够的钱，因而他那渴望新生活的欲念只能在封锁期间的偶然机遇中向外探一探头而又立刻缩回去。作品有对吕宗桢怯懦性格表示不满的一面，但主要题旨还是揭示已成的旧式婚姻对于当事人爱情追求的“封锁”。另外，《创世纪》中关于霆谷和紫微婚姻的描写、《小艾》中关于席五老爷和席五太太婚姻的描写、《茉莉香片》中关于聂介臣和冯碧落婚姻的描写、《多少恨》中关于夏宗豫和夏太太婚姻的描写、《花凋》中关于郑先生和郑夫人婚姻的描写，也都是作者对于旧式婚姻制度的有力鞭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