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1958-1962年间的11篇短篇小说，被视为是白先勇的早期创作。本文对白先勇早期创作的主题进行了追索，认为在这些作品中，白先勇以“残缺的爱”作为自己艺术呈现的视域选择，对人们渴求情感的交流和沟通而事实上却总难如愿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独特的展示，并从社会现实、生活经历、思想观念等角度对作者形成这一创作主题的深层动因进行了探究。 作者刘俊，1964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如果我们把1958-1962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视为白先勇的早期创作的话，那么在他这一时期创作的11篇小说中流贯始终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人类情感困境的省思和揭示。几乎是从创作生涯的一开始，白先勇就把他的关注焦点投注在人类的情感领域，对人类情感世界的深入探究和艺术呈现，构成了白先勇早期创作的基本特质，而正是在这一基本特质中，他以他的理性思考和独特发现为底蕴，以残缺的爱为视域，在作品中向我们昭示了人类对情感渴求的切望，情感渴求过程的艰难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沟通事实上的不可能等种种人类情感的困境。 被认为是白先勇的处女作的《金大奶奶》，就是一个情感悲剧的故事。金大先生并不是金大奶奶的第一个丈夫，她“前头那个男人”有钱然而早逝。嫁给金大先生时她已不年轻，似乎也不美丽，当初“体面的”金大先生爱的显然是她第一个丈夫给她遗下的财产而不是她。因此几乎从她成为“金大奶奶”开始，就注定了她的悲剧下场，婚后遭受虐待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虐待对金大奶奶来说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感情上的。相对于肉体上被打得“动弹不得”，感情上遭受的凌辱更显得残酷和惨烈。金大奶奶和金大先生的结合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情感对象，这在金大奶奶的那个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幸运。然而幸运的机会并没能给她带来幸运的结局，金大先生不但没有回报她相同的感情，而且还利用从她那儿得到的钱财从其他地方猎取感情的对象，全然蔑视并践踏她的感情投入，从作品的描写中就已经隐约透露出金大先生和金二奶奶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嘴尖心辣”的金二奶奶事实上也是把金大奶奶视作软弱的情敌而加以虐待。对于这一切金大奶奶当然不会毫无知觉，因此她既痛恨自己“瞎了眼睛，嫁错了人”，却也心有不甘地“每天仍旧在脸上涂上一层厚厚的雪花膏，描上一对弯弯的假眉”，以图唤回金大先生的爱情，可是金大先生不但毫不理会她的这种情感企盼，而且还公然要把“上海唱戏的”娶回来。倘若说金大先生和金二奶奶的暖昧还是在“金大奶奶”的“名分”依然存在的前提之下，那么到这时候，她连这可怜而又徒有其名的“名分”也难保了。于是她在金大先生“喜宴”的时候终于以生命作为代价，结束了金大先生的情感虐待，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我们当然知道叙述者并不就是作者，但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作品中的那个“容哥儿”的身上有着童年时期的白先勇的身影。①十来岁的“容哥儿”当然难以体会到金大奶奶内心的情感痛苦，可当白先勇创作《金大奶奶》时，他已经有足够的智慧来解释幼时所见到的一切。对金大奶奶情感失败的深刻体悟，事实上已经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核心枢纽，金大奶奶的悲剧生涯和悲剧结局，根本上都是由她情感上的失败所造成。二十年前当她新寡的时候，也正是情感渴求最强烈的时候，在金大先生这样“满身潇洒”的人面前，又怎能怪她动心呢？人似乎并不总是很容易就能在情感上战胜自己的，而这种不能战胜又每每正是造成各种人间悲剧的最终根源。大概每个人都希望能拥有愿意为之付出全部情感的对象，每个人也都希望自己的情感付出能得到相应的回报，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幸运儿并不多见。人的情感原本就复杂隐晦，谁又能说他真的能真正把握住别人甚至自己的感情？金大奶奶在识破金大先生的原形之前，恐怕她也很难想到他会是这样一个薄情寡义的小人。 人们总喜欢用“受骗”来解释自己在情感追求上的失败，金大奶奶就很容易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她在“金老大”的花言巧语下“瞎了眼”。可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受骗”就不应该仅仅被视为是一种偶然，偶然的不断重复实际意味着必然的最终存在，而在这必然的背后正表明着情感渴求的艰难。且不说每个人的情感内涵是多么的繁富而又不同，想找到真正的理解和相知是多么的不易，即使是两个深爱着的灵魂，也未必能互相进入彼此的情感领地。《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和“姐姐”，自小就一起“在桂林上小学”，两人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可因为“姐姐”精神有病，“我”必须把她送进医院接受精神治疗。白先勇在自己的第二篇小说中写这样一个故事并不偶然，就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前5年，他的三姐白先明因患精神分裂症从美国回到台湾。白先明从小就心地善良，和白先勇相处时间最长，姐弟两人的感情也最深最融洽。白先明的得病，对白先勇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和刺激，使他始终难以释怀。②这种事实背景使得《我们看菊花去》看上去似乎更象一篇带有强烈抒情意味的散文。由于“姐姐”精神上有病，因此“我”和“姐姐”事实上分处两个互不通达的情感世界：“姐姐”的情感永远沉浸在对过去或温馨或痛苦的回忆和寄托在现实的动物身上，而“我”则处于既深爱着“姐姐”但又必须设法把她送进“医院神经科”的情感矛盾之中。“姐姐”是病人，不好说理，但又正因为“姐姐”是病人，所以也易于“哄骗”。虽然最后“姐姐”也有所察觉，却因为“我”的发怒和她的善良，最终还是被锁在了铁栅栏的后面。但“我”的心灵却不再平静，“要是——要是姐姐此刻能够和我一道来看看这些碗大一朵的菊花，她不知该乐成什么样儿。我有点怕回去了——我怕姐姐的咪咪真的会哭起来”。这种强烈的情感痛苦的背后，正隐含着“我”对“姐姐”纯真感情利用的懊悔。“我”对“姐姐”的爱不但必须以使她痛苦作为前提和代价，而且还必须违心地以“哄骗”的方式进行，对于清醒的“我”，这是怎样深刻的一种无言的悲哀！而这样的事实本身，不正表明着人与人情感的沟通是多么的艰难？如果说从语言、结构和情感上看《我们看菊花去》应该属于散文的家族，那么从主题上看，它倒更象一个深具象征意味的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