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小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蕴和深刻的文化意义。金庸、梁羽生的小说与古龙、温瑞安等人的小说的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在于金梁的小说不仅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时还有着较高的文化价值。所以，许多海外华人将金、梁的武侠小说选为子女教育的中华文化教科书。其中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典章文物、历史掌故、医卜星相、渔樵耕读、人文地理、山川史话等等，足以称之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大百科。金庸、梁羽生这两位作家的丰厚的文化知识和修养，甚至足以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学者汗颜无地。 金庸、梁羽生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的杰出的继承者和优秀的歌者。进而，这两位作家在对文化的态度上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梁羽生小说的主旨是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那么金庸的小说除了继承和发扬之外，还多了一层批判与反思。 对汉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是金庸小说的突出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之一，这是梁羽生以及其他的武侠小说作家所缺少的，正因如此，金庸的小说才有着独特的精神风貌与思想光芒。为此，金庸的新武侠小说才真正的不愧于一个“新”字，不仅小说的表现形式及方法技巧是新的，小说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也是新的。 一般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武侠小说这种为中国所独有的文学形式，如何能承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熟悉金庸小说的人恐怕就不会那么惊讶了，金庸的小说创作，既然能够经历从武侠到“反武侠”的发展历程，那么金庸的小说承担文化继承和文化批判这样的双重任务也就不应该难以理解。不然何以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 金庸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主要是对汉人文化的反思与批判），首先是从汉人与少数民族（所谓“夷人”）的比较中渗透出来的。也许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同时还包含了与非理性与理性两个层次。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我们即可看出作者对汉文化及其汉人的民族性的审美态度和思想意识。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书剑恩仇录》是一部描写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组织反满抗清的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书，是一部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书。也就是说，它是歌颂汉民族的爱国侠士和民族英雄的书。书中的陈家洛、无尘道长、赵半山、文泰来、骆冰乃至余鱼同、徐天宏、周绮等等汉族男女僧俗英雄，无不令人起敬、令人感慨。由此可见，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成立的。 然而，若是我们再进一层，细心和深思的读者或可看到，小说中除了描写红花会这一汉人英雄集团之外，还描写了一个以老英雄木卓伦为首的回疆少数民族英雄集团（作者未注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只说是“回疆木卓伦部”）。正是在红花会与木卓伦部这两个民族英雄集团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到汉人英雄集团某些致命的弱点，也许是民族性的弱点，也许是民族文化观念的弱点。 红花会与木卓伦部几度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满清统治者。然而这两个集团的目标、动机、方法、途径、结局都是不同的。红花会的主旨是要反满抗清、恢复汉人江山，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而木卓伦部则只是不甘欺凌，抗暴应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者的动机与目标的对比，红花会的目标和动机看起来要高尚得多，堂皇得多。实际上，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这种目标作为一种口号，其实也要空洞得多、狭隘得多（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红花会的追求中，“暴与非暴”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汉与非汉”。这不如木卓伦那么实在、明确和充满正义感。汉人总喜欢在口号上大作文章，将口号喊得越响、越大越好。 进而，红花会与木卓伦部为实现各自目标的方法，更有明显的不同。红花会的方法充满了曲折、悬念、智慧和机巧，即要让陈家洛以同胞兄弟之情感化乾隆、又以生命威胁乾隆、复以美女贿赂乾隆，无非是要乾隆这位满清皇帝改穿汉人服饰，建立汉人朝廷并“驱除鞑虏”。说穿了就是要招牌换记、不换药换汤、不换人换衣服。这种方法果真是机巧之极，同时又多少有些投机取巧，甚至有些卑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木卓伦部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抗暴应战，神必佑我”，说干就干，动真格的，来一个你死我活。两相比较，是否可以看出汉人与“夷人”的不同来呢？两个英雄集团、两个民族的气质与个性是不是就昭然若揭了？ 再看结局的不同。红花会花招玩尽，怎奈乾隆临阵反水（这是必然的），致使红花会的计谋失败，险些在雍和宫中全部被毒杀，幸而抓住了乾隆的宠儿福康安作为交换条件，才安然脱险，最后“豹隐回疆”。而木卓伦部的结局则要简单得多，抗暴应战打输了，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两相比较，红花会的汉人英雄有惊险而无壮烈，有机巧而无气节，安然活着；而木卓伦部的全军覆没更加可歌可泣。正如一位现代诗人所写的那样：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真是令人遗憾，又令人感慨！ 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中，又出现了这样的对比。不过这一回可不是两个英雄集团的对比，而是三支政治力量、三个历史人物或三个统治集团的对比。即明朝的崇祯皇帝、大顺朝（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满清统治集团的皇太极与多尔衮。 这三个统治集团及三种政治势力的对比，既有其简单明了的一面，又有其复杂而具有深意的一面。首先是作者必须尊重史实，即崇祯的明王朝覆灭了，李自成的大顺朝也只是昙花一现，而满清统治者乘虚而入、带兵入关、入主中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作者既然要以这一段历史作为小说的背景，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失败有失败的原因，胜利有胜利的理由；历史的变故固然不乏某种偶然性，但在一切偶然的背后，往往有着或显或隐、或浅或深的必然性的因果。明朝的覆亡固是不必多说，千里之堤早已溃于蚁穴，大厦将倾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作为新兴的政治势力的李自成集团又如何败得如此迅速、如此凄惨呢？这正是作者必须直面的问题。作者也没有回避这一点。小说中有三件小事颇能说明大问题：一是海外学子张朝唐赴中原大陆游历赶考，第一次遇上了明朝的官兵抢劫，第二次遇上了李自成溃兵的抢劫；二是崇祯杀了袁崇焕这位抗清明将、朝廷中坚、江山柱石，从而导致了明王朝的最后崩溃，而李自成亦逼死李岩，可谓异曲同工，耐人寻味，三是李自成在北京皇宫之中志得意满、哈哈大笑、不思进取、不听忠言而又醉眼朦胧、色眼迷迷、胸无大志、脑无乾坤的形象，足以让人寻味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