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评奖，包括专项的评奖，无不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而且往往需要平衡多方面的要求和渴望。因此，实际上很难做到真正的、绝对的公平与公正。 评奖也就是一种倡导，表现评奖决策者所提倡的意向。可能是个人喜欢的，也可能是个人并不特别赞赏的，但那一阶段的现实情况需要或必须作出如此的决定。结果自然是有人高兴，有人气愤，而有人无可奈何。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十分的明显，但却难以不反映出历史和现实或潜在或直接的影响。 具体到文学评奖，尤其复杂。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低，往往难以确定一个大伙公认的、相当客观的标准。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总是带有十分浓郁的主观好恶的色彩。而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密切，文学评奖也就很难做到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评奖。正因如此，某些人事上的因素亦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评奖的过程之中，从而或多或少地削弱了文学评奖应有的庄严，甚至十分严肃地表现出一些不该有的情状，不知不觉或熟视无睹地使文学评奖更明显地反映出了不够成熟，削弱了它的影响。 “茅盾文学奖”经过三届的评奖后，人们似乎有这样的印象：作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虽然还有相当的影响，但客观地说，威望已经少了一点崇高性，除了极个别的作品，如《芙蓉镇》等之外，大部分获奖作品甚至已被读者所淡忘，并未由于曾获“茅盾文学奖”而使人们特别的重视，反倒产生某些疑问。 造成如此结果的原因，自然首先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普遍比较低。这十多年来，虽然发表和出版了一二千部长篇小说，但真正具有令人叹服之艺术分量，让各种层次的读者叫好的却少之又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不选择这些作品而选择另外的作品，其结果亦是一样。缺少拔尖之作，得到的与失去的却同样尴尬。其次则是现实情况的制约。“茅盾文学奖”虽然是由茅盾先生遗言提供的资金所设立的为促进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奖项，但并不是专家纯艺术视点的评奖，政治与人事等诸多因素影响着评奖的结果。因而，一些还算不上成形的小说作品，毫无惭愧地获取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而相对来说有些在广大读者中颇有影响，并得到专家好评的作品并未入选。存在并非就合理，由此亦见一斑了。 相对说来，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是在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都比较好的情况下开展评奖活动的。那时正当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之后，提倡宽松的文学氛围。80年代初，文学界的心气还比较高，气劲也还比较足，而经过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刺激后，创作界投入长篇小说写作的兴趣亦相当浓，众多写作中短篇小说已大有或小有名气的作家都纷纷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那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的确不少，基本是凑够十多万字就能作为长篇小说出版，每年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小说都要超过200部。不过，绝大多数都是极一般性的平庸之作，创作的起点并不高，甚至可以说真正掌握长篇小说结构形式的作家也还不是很多，不少创作者都以为长篇小说只是中篇小说文字篇幅的拉长和扩大而已。因此，巴金这位可敬的文坛泰斗，极少干预作协具体工作的主席，才会对专程到上海向他请示评奖工作的同志说“宁缺毋滥”。无疑，这是一种严肃负责的态度，是为了“茅盾文学奖”有可能树立相当威信的提法。不过，就当时情况而言，难以想象会有评奖空缺之情形的出现。这样，李zǔn①的《黄河东流去》、刘心武的《钟鼓楼》及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就十分幸运地成为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 这样的结果，虽然仍是有人感到不合理、不公平，自认为应该获奖而没有获奖的人，必定会谴责评奖的决策者偏心；不过，客观地说，矬子堆里选高个，这一届评奖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范围的截止日期是1984年底。那时，《古船》尚未发表，《洗澡》也还没有出版。其他的一些作品，即使不比《沉重的翅膀》和《钟鼓楼》差，可也决不比《沉重的翅膀》和《钟鼓楼》更具艺术的分量。在这种情况下，固然可以说获奖作品并未能给“茅盾文学奖”增多什么威望和十分积极的影响，但拉开距离去看也说不上什么偏心和不偏心。而且评委会当时作出如此的选择似乎应该得到理解；的确是考虑到了题材、形式、内容及有无新的追求等因素，不乏借之推动长篇小说的创作向更深的层面、更宽广的视域、更有新鲜感的表现手段和结构方式拓展、提升之美好愿望的。 2 李凖是靠描写农村人生知名于文坛的作家，他也的确比较熟悉和了解乡村人生及农民的生存形态与心理。《黄河东流去》即使不是第一部描写“黄泛区”难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到目前为止相对说来比较全面和生动地反映“黄泛区”人民的苦难、挣扎和斗争且具一定内蕴的长篇小说。 就目前我国长篇小说的普遍水平而言，《黄河东流去》获取“茅盾文学奖”是说得过去的。它具有一定的特色，不致于让读者看完就忘。虽然作者从表现阶段斗争出发的意向过于明显，从而陷入了某种狭隘性，但对农民心理与行为的描写不仅比较准确，而且能够通过农民心理与行为的描写，透示出传统文化对普通中国人行为规范与价值审视、选择的影响和制约。作者选择国民党军队企图以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速度，从而造成水淹数县、几百万难民流离失所之惨剧作为描写的开篇和历史的背景，有揭露国民党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的意向，也有由这一人为的悲剧去重现历史之一幕的打算，同时也是为了表现老百姓于切身的经历与感受中，由忍耐到抗争，从自发到自觉走向革命的历程。 无疑，这样的描写并不缺乏一定的历史容量。就中国而言，“黄泛区”只是一个小局部，就“黄泛区”而言，赤杨岗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村子。而作者正是以赤杨岗村为缩影去反映那一阶段中国的历史和人民的经历、际遇，进而表现了一个旧政权的衰落与一个新政权的兴起，自然不乏历史的契机及其它的因素，同时，人心的向背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这样，《黄河东流去》以李麦作为农民由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代表而加以描写，并不是没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不少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都或多或少地与李麦有着相类似的经历。私仇是压迫与反抗之斗争十分普遍的动因，而当私仇不仅仅是相互报复、不断残杀，各自寻找更有力的支持时，就会发展为愈来愈广泛的冲突和斗争，并归向不同的阵营。不过，对于李麦过于理性化，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程式化的描写，不仅由于拔高的意向而使得这个人物流之于生硬苍白，实际上也影响到了想通过这个人物所表现的历史内容。从而显得不够自然，见出了比较明显的图解历史和人生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