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善于表现女性的男性小说家来说，他所创造的女性形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作为男性个体的一份别具特色的心理说明，一面富于深度的人格透镜；因为在他创造女性形象的高度对象化过程中，其无意识自我中的女性精神特征，急于进入其意识层面表现自身，因而与其意识自我中的男性精神特征形成对抗，构成张力，从而激活了人格构成中的丰富内容，使其心理容量出现增值，并外化到他所创造的女性形象中。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储福金无疑属善于表现女性题材的男性小说家之一。那么，当我们从储福金小说中的女性空间走过，我们感受着其间悠悠流动着的温润与优柔、淡雅与哀愁的时候，我们揣摩打量一番这片女性风景的设计者和创建者的储福金，将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虽然从创作一开始，储福金就显示出善于表现女性的倾向，但最初显露出他在这方面的个人独到之处的作品，可能还是90年代初出现的一组短篇：《彩》、《苔》、《怆》（《上海文学》1990年第1期）。在这些富有古典情调的题目下，是一个个现代世俗女性的平凡生活：贵仙的两次婚姻，秀兰的为生育的奋斗，秋葵的几度离婚与再嫁。这样的故事一般来说很容易被引向对其社会单层面的意义探寻，但储福金的兴趣似乎不在这里，甚至也不在其中蕴含的文化意味的索求；他只是以一种温情脉脉的眼光，摄取这些世俗女性没有什么浪漫、多少有些不如意的生存状态，追寻着在这样的生存中女性生命个体的心灵轨迹。在这样的眼光下，对女性生活中那些磨损生命的琐琐屑屑的烦恼与不幸以及她们自身的心性缺陷的叙写。生发出淡淡的哀愁，而她们心灵深处的律动又闪现出幽幽动人的光晕：贵仙的少女时代的情怀在经过了第一次婚姻之后依然那么生动地作用于她与阿松的结合过程中；秀兰在终于生养孩子之后身体和精神方面竟然都表现出那么鲜活旺盛的生命力；即便是由于心灵的闭锁而屡次导致自身婚姻破裂的秋葵，她对黄石林的那番痛快淋漓的指责，她对三个男人的比较与评价，也都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女性独立精神和敏锐、果敢的直觉判断。在故事的叙述中，并非没有对这些女性的心性误区的揭示与指责，但是那温情脉脉的眼光又分明传达着宽容、平和与尊重的态度，阻止着我们对她们的否定与排斥。我们读着她们的故事，仿佛在听一个善解女人心意的男人将他对女人的理解缓缓道出，使我们感受到她们以柔弱的身体和伤痛的心灵投身凡俗生活时的生命力的顽强涌动。 我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些女性身边的男性存在，因为这些故事都是采用的男／女关系叙述模式，正是在与男性的对比、对应或对立中，她们显示出自身的存在。我们看到，这些男性人物一般都是有点才气的，有的还是小地方的大名人，作家最为熟悉的当然是《怆》里面黄石林、邱益和朱田农这类舞弄文墨的文化人，这类人物几乎成了储福金后来绝大部分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他们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彩》、《苔》、《怆》向我们透露了这些男性人物的基本特性，与其中的女性人物相比，他们缺乏那种生命的韧性与活力，她们在琐屑平庸的生活中显得萎顿而脆弱，尽管有的看起来一帆风顺，像黄石林，但从内部他时时感到了生命的虚弱，发出苍茫孤独的感慨。《彩》里面作者让贵仙的第一个丈夫杜鹤鸣匆匆死去，作为一个男性其对生活的承受力竟如此脆弱，而第二个丈夫阿松，那种温温吞吞、随顺平和的态度下隐现着生活辗压的印痕和无奈。《苔》里面的陶正明官场失意本身倒不足以表明这个人的无价值状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他在平庸琐屑的生活中对自己的全然放弃，那种精神上的一无所求才真正地意味着他的人生失败。这种内在的失败感弥漫在这些男性人物的空间里，作者面对他们的眼光似不再那么温情，而更多忧郁苍凉的意味。 储福金在与一位评论者的谈话中曾这样说过：“我的作品中多是女性形象，乃是种失望。是如同贾宝玉式的对现实男性世界的失望，或是对现实中所有关联女性的失望，或是其它方面的失望……”（《夏天的问答》，载《萌芽》1993年第8期）这种失望的情绪基调早在他创作“寻找男子汉”系列小说时就已奠定，《彩》、《苔》、《怆》中愈益突出，而在以后的创作中丧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势，我们后面的论述将要涉及。作为一个男性个体，储福金的这种对男性的失望，有着心理结构方面的原因和主体自省的意味，当他将之投射于女性形象创造时，就表现为一种寻求慰藉和平衡的意趣，《彩》、《苔》、《怆》里对女性人物和男性人物的不同眼光正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意趣应该说在很多善于表现女性题材的男性小说家那里都有所表现，像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于苦闷彷徨的情绪下写出的《蚀》三部曲中对章秋柳、孙舞阳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创造；像贾平凹在对急剧的城乡文明冲突的感应中写出的《小月前本》、《浮躁》中对小月、小水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创造。但在储福金的笔下，显然没有章秋柳、孙舞阳那样独立特行、激越奔放的女性，也没有小月、小水那样情感质朴、心性自然的女性。我们在《彩》、《苔》、《怆》里看不到那种出于女性崇拜而对女性加以理想化的明显外露，作家主体似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平视的眼光，将贵仙、秀兰、秋葵这些世俗女性的平凡生活，稍稍修理归整为一条平缓的、淡淡的河流，面对它，创作主体的男性自我既可以观赏、揣摩与理解它，又不至于被它裹挟、卷入和湮没，而男性失败感的情绪也悄悄地投入其中。 平静的叙述语态，对男性世界的失望，对女性生命的趋近和理解，获得慰藉和平衡的意趣，所有这些在《彩》、《苔》、《怆》中颇为集中地体现出来，成为储福金构筑女性形象世界的最初的独特姿态。但是，在获得如此印象的同时，我们也不禁担心，储福金作为男性个体的男性自我能否在这样的创作中保持真正的平衡？若一旦出现新的平衡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他的包含着对女性的宽容、平和和理解态度的平静的叙事，能保证他向对象世界的纵深地带挺进吗？他在这组短篇中流露出的无可避讳的纤柔的情感精神特征，能否转化为对更为廓大坚实的审美空间构筑的积极因素？不管储福金自己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否有所感觉或意识，它们都必将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来，创作本身将是最好的回答。 在《浮桥》（《收获》1990年第6期）和《投影》（《作家》1990年第7期）中，我们看到，储福金仍然以那种传统的写实手法，勾画出女性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的影像。如果说《浮桥》由于叙事焦点落在了男性人物身上而女性形象略显模糊的话，那么，《投影》则由于叙事焦点落在女性主人公金雅的身上，而透视出女性心灵的微妙款曲。在《投影》中，金雅的对自身婚姻的隐隐的遗憾，对邱益的才华、风度的仰慕，对他的潜意识状态中的依恋和理智作用下的拒斥，对作为一个女人的社会角色期待的意识，对家庭的守持和有意无意中给丈夫的压抑，她的虚荣、她的匮乏、她的报复，等等，这些都非常清晰地呈现于我们的视阈。这里面固然有着当代社会道德观念裂变的印记，但更多的是女人的心性与男性的碰撞和较量中呈现的图景，它被描画得如此细腻生动，足可显示出储福金与女性心灵的沟通。作者显然无意于对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作出道德判断，而力求从人性的深度来揣度他的人物，但是从他对女主人公的行为、心理的设置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隐现其中的作家主体的道德观，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相对保守的男性道德观，阻遏了作品达到一种对女性生存的悲悯的哲学和美学高度，而只是传达出一种同情和无奈的意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