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1949年以来台港地区鲁迅研究状况的演进做了系统的述评。作者认为，1987年台湾“解严”之前的鲁迅研究，虽然不无具有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的评述，但总体上政治色彩过强，于鲁迅乃至历史多有悖误；“解严”之后，随着文化氛围的开放，鲁迅研究才有了符合鲁迅乃至历史本来面目的长足进展。作者得出结论说，走出政治实用主义阴影是台港鲁迅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保证。 一 从1949年两岸对峙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四十年间鲁迅及三十年代作家（甚至包括沈从文）的作品在台湾一律成了禁书，偷看鲁迅作品可构成杀头之罪。特别在五、六十年代，一切都要为所谓“戡乱救国”、“反攻大陆”服务，政治气压甚大。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正常的关于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特别是鲁迅的研究。当时的难得一见的关于鲁迅的文字，大概有这样几类： 一类可以郑学稼的《鲁迅正传》①和苏雪林的《我论鲁迅》②为代表，是专门“反鲁”的，以丑化、诋毁鲁迅为能事。早在鲁迅刚刚去世不久的1937年，郑氏便用小说形式写过《两个高尔基不愉快的会见》③，让鲁迅与高尔基互相谩骂、攻击一番。其《鲁迅正传》想用《阿Q正传》的笔调写鲁迅，阿Q就是鲁迅。作者说：“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受中共指挥和影响的青年有‘鲁迅热’。我反抗这潮流，……决定在井潭的草舍菜油灯下写完两本书：《鲁迅正传》和《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④到台后，这样的“反鲁”著作当然很切实用。 《鲁迅正传》采取了传记文学的形式，对鲁迅是一种“文学的丑化”，尚属比较间接。苏雪林的“反鲁”则采取了破口大骂的形式，火力远比郑氏为猛。《我论鲁迅》也不全是亡台后之作，三分之二的文章都写在大陆，基调早已形成。她的攻击集中在鲁迅的人格，说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⑤，甚至“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⑥。这样一些言辞曾惹起苏所尊敬的胡适先生的不满，说她态度未能“持平”，“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⑦。十分遗憾的是，苏氏根本听不进胡适的良言规劝，到台后不仅没有“深戒”，在“戡乱救国”的政治气候下，反而变本加厉了。她不仅撰写了近三万言的全面清算鲁迅的《鲁迅传论》，而且写了《琵琶鲍鱼之成袖者——鲁迅》⑧等文，明确表示不同意胡当年对她的规劝与批评。而在《我论鲁迅·自序》中，辱骂鲁迅人格的措词更为激烈。可以说，苏、郑之作，是一种完完全全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冷战文字”，缺乏丝毫的学术性。 另一类，可以林语堂的《记周氏兄弟》⑨、梁实秋的《关于鲁迅》⑩等为代表，是一种回忆性的评述，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林氏本是鲁迅《语丝》时代的好朋友，后因政见不合而反目。林先赴美后赴台，他虽然激烈“反共”也反对鲁迅的“左倾”，但他对鲁迅的人格、文品却始终是充满敬意的。他认为鲁迅的“文笔”很成功，“冷嘲热讽，一针见血，自为他人所不及。中国那种旧社会，北洋那些昏头昏脑武人，也应该有人，作消极毁灭酸辣讽刺的文章”。梁实秋是鲁迅生前的主要论敌之一，但他对鲁迅却充分表现了“绅士风度”或者说“大家风度”。他当然也不同意说鲁迅是什么“革命家”和“青年导师”，甚至也不同意说鲁迅是“伟大作家”，但他却“恶而知其善”，认为鲁迅是五四以来为数不多的“真有成就”的作家之一。《阿Q正传》“很有价值”，“在心理的描写上很是深刻而细腻”。其他的短篇小说也“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他的国文根柢在当时一般白话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他所批评的鲁迅自身的缺点，一是嫌鲁迅没有一套“积极的思想”，“正面的主张”，而只是“消极”地指责，一味地“不满于现状”；二是批评鲁迅的“硬译”，特别是“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并“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三是批评鲁迅杂文“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多属片断性质”，“章法”也不太讲究；四是说鲁迅“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 还有一类是散见于文学史、文艺史之类著作中的鲁迅章节，如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11)、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12)、刘心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话》(13)等。这些章节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无参差，但在总体倾向上可谓大同小异：肯定鲁迅的文学成就而反对他的政治态度，尤其认为毛泽东说鲁迅是三个“家”（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一种“神话”，是为政治服务。 此外，也有少量的关于鲁迅的谈话或讲演，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和徐复观。1958年“五四”，胡适在台北发表了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著名讲演，其中，很自然地涉及了鲁迅。他根据鲁迅1935年9月12日写给胡风不让他加入“左联”的一封信，得出了鲁迅晚年已经反对“共党”了的结论。表面上看，这似乎有违国民党“戡乱救国”的宗旨，但实质上还是为了说明“共党”之非，连鲁迅也不能不反对了。胡先生失察之处即在于把鲁迅不同意胡风加入“左联”当成了不同意胡风加入“共党”，把二者混为一谈了。这个混淆也并不奇怪，因为他在私下谈话中一直把鲁迅看成一个“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当成“自己的人”(14)。徐复观是台湾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比较彻底地否定“五四”，因此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对胡适攻讦甚力。由此可以想见，他对鲁迅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客观公允的评价了。1953年，他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发表了一个题为《漫谈鲁迅》的讲演，提出了一个相当耸人听闻的说法：鲁迅在世界文坛上“只能算三流作家”，因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仅“有刺激力而没有感动力”；鲁迅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型、简单化的，“缺乏反省能力”；他缺乏“人情味”，对原配朱安态度甚坏；他的阅读范围也很有限，他的阅读书单中，“找不出一两部真正有分量的中西著作”；他的阿Q丑化中国农民，很不“公平”，鲁迅不了解中国农民的“伟大品质”。不无自相矛盾的是，他又要大家学习鲁迅“写作的严肃态度及其写作的技巧，尤其可以学习他简炼的文笔”(15)。很显然徐氏的这个讲演，既充满了“冷战色彩”，也完全违背了他对弘扬民族文化的主张。试问，如果鲁迅在外国人面前都成了“三流作家”，那末，中国作家是否都成了天生的低能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