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研究 一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赵树理方向”极具时代光彩和现实意义！ 赵树理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拿笔的战士！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用枪进行战斗的，另一支则是用笔进行战斗的。赵树理就是这用笔进行战斗的队伍中的一员，而且是先锋、骁将和号手。他以自己的人格和作品，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形象、精神和业绩，将永远闪耀着鲜红的、耀眼的光辉！ 从1906年9月24日到1970年9月23日，赵树理的生命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足迹度过了64个春秋，跨越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阶段。他以自己扎扎实实的脚印，完成了有意义的人生之旅，撷获了缀满硕果的业绩和成就。他的约200万字的作品，形象化地记录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而光辉的历史征程，有血有肉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艺术形象，有声有色地描绘风云变幻、驳杂繁富的人生世相，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并用充满魅力的笔调，生动地表现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的丰富而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与感情波折。其中，尤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地板》、《登记》、《三里湾》、《灵泉洞》、《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老定额》、《互作鉴定》、《卖烟叶》、《十里店》等，为人们所熟悉和称道。有的作品先后多次被改编为各种戏剧、曲艺和电影，频频搬上舞台和银幕，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有的作品被全世界40多个地区和国家翻译出版，乃至成为饮誉欧洲、亚洲、非洲的全球性作家；有的作品则长期被编入大、中、小学课本，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灵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及其作品更是独具特色、独领风骚和独当一面，他以自己丰富的、独创性的文学实践，高高地擎起了革命文学大众化的旗帜，并把它举向了新的思想高度和美学境界。 赵树理早在烽火遍地、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就已是革命文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创作，一面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又成为最早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成功范例。赵树理在中国革命文学的史册上，永远占据着不能抹煞、不可取代的极其光辉的地位。 那么，“赵树理方向”究竟是什么呢？ 概而言之，从内涵意义上说，“赵树理方向”主要有五个方面，即：革命精神与党性原则；忠于生活忠于人民；鞠躬尽瘁与无私奉献；伟大使命与崇高理想；纯正人格与绮丽情怀。 二 革命精神和党性原则不仅贯彻在赵树理的全部作品中，而且也渗透在他的思想、人格和生活里。不论做什么事，讲什么话，写什么文章，赵树理首先想到的和始终恪守的，便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按照党的指示、需要和要求去做——这是天经地义和雷打不动的。任何诱惑，任何力量，也丝毫不能使他动摇这一信念、违反这一原则。 还在学生时代，赵树理就在第一次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积极参加了学潮斗争，为宣传新思想、推翻旧制度的伟大事业，献出自己青春的力量，爆发了自己生命的激情，并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时，从一开始就明确是以笔当枪的，是为了革命而写作的。他是把作家当成战士来看待的。 正因为这样，在赵树理的创作中，始终都高扬着革命战斗精神，充满着鲜明而强烈的革命功利主义。他从不无病呻吟，不表现脱离时代和人民的那种“自我”，不为艺术而艺术。他总是自觉地、严格地坚持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从党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出发，举止言论，无不充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革命责任心。早在长治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在比他高两级的同学阳城人王春的影响下，赵树理的思想便开始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的照耀。一旦接触到真理，赵树理便自觉、坚决而迅速地接受了它，信服了它。在参加革命以后，写出《小二黑结婚》之前这段时间里，他尽管过着“像萍草一样的漂泊”的生活，而且不断地受到白色恐怖的压力，但还是坚持写出二三十万字的通俗文学作品，为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报刊及时提供了像旷野一样质朴、像炉火一样热烈的文稿。这是为什么呢？为了革命，为了党。赵树理本来并不是写通俗文学作品的，他的早期习作也是满纸的学生腔和欧化味的。他之所以要坚决转向写通俗文学作品，乃是因为他在写作实践中看到，广大农村文化阵地一直被旧文化占据着，广大农民兄弟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同时，更遭受着严重的精神饥渴的煎熬，那些洋腔古调的所谓“高雅”文化，压根儿与他们不沾边，他们读不懂，也不愿读；但在封建文化的包围圈之中，又难免成为封建文化的饮鸩者。 这使赵树理痛心疾首，寝食不安。他思谋着，作为一个革命者，就必须拿起笔来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给广大农民兄弟源源不断地输送他们喜闻乐见能够启思惠力的精神食粮。于是，赵树理以战士的身份拿起了战斗的笔，义无反顾地转向了大众化的通俗文学创作，步履坚定地走上了大众文学的创作道路，并且自觉地把通俗化、大众化和革命化融为一体，铸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姿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造就了自己卓著的文学业绩。他早就立下宏誓大愿，决心不做“文坛文学家”，而“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去赶庙会”。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是我的志愿。”他认为，新文学若能在农村的庙会上把旧文学赶跑，这便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为此，在文学主张上，他用“为革命服务”代替了以前所信仰的“艺术至上主义”；用“为革命为大众而创作”，代替了以前所一度标榜过的“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用《歌生》、《有个人》、《盘龙峪》等通俗新颖、质朴活泼的作品，代替了以前创作过的洋腔洋调的《悔》、《白马的故事》等作品。他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