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较为阔大的文学和文化背景上，从创造主体和创造对象两个方面，考察八十年代以来男性小说家创造的出走的乡村女性形象群落，探求其丰富的文化意蕴、时代精神及作家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指出它在乡土小说史和妇女解放主题表现上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小说家们的男性中心文化心理造成的矛盾困惑及其对把握对象的负面影响，呼唤作家主体对更为博大的现代意识的求致和男性中心文化意识的超越。 当我们回视八十年代以来男性小说家们营造的女性世界时，一群出走的女性形象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上月丢下老实憨厚、恪守土地的才才，与聪明能干、任性不羁的门门撑着木伐，从那奔腾不息的河上奔向山外的世界（贾平凹《小月前本》）；黑氏在中秋月圆之夜，与心上人来顺逃离了殷实却无爱的家庭（贾平凹《黑氏》）；香香扔下以自己的血汗和屈辱垒筑的家园，站在了通往外面世界的车站（贾平凹《远山野情》）；烟峰离开了因循保守的回回，投入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积极进取的禾禾的怀抱（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水仙嫂锁上了那扇拒斥男人、关闭自己的大门，留下那把凝聚着无限压抑和酸楚的钳子，走向了外面的世界（李贯通《洞天》）；杨梅姐以她对“九十九堆”礼俗的决然抛弃，在那板结的生活中撞开了一道裂缝，将震惊和惶恐留给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古华《“九十九堆”礼俗》）；赵巧英几经徘徊，终于从她深爱着的孙旺泉的身边走开，告别封闭落后的老井村，奔向新的天地（郑义《老井》）；邹艾以她全部的生命激情和生活智慧，挣扎着，奋斗着，探寻着作为一个女人走出盆地的路，几起几落，矢志不移，留下一串辉煌的失败的足迹（周大新《走出盆地》）；麻叶儿在经受了愚昧恶俗和落后婚姻形式对她的情感折磨和肉体摧残之后，终于带着心上人海成留给她的新生儿，走出西府山，去寻找海成，寻找情爱的自由和生活的新天地（朱小平《西府山中》）…… 这些女性形象动人心魂的踪影和心灵深处的足音，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美学感受和意义启迪。同时，她们作为主体的创造物，联系着男性作家们的精神指向和心灵期盼，而这又引领我们将这些女性形象置于更为阔大的文学传统和文化情境的背景上加以端详和思索。 女人的出走，作为一个文学母题，早就存在于古希腊神话中美狄亚的故事里——她先是背叛父亲，后是向丈夫复仇。而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中更是屡屡出现，从《十日谈》第二日故事“丈夫与海盗”中的女主人公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再到易卜生的娜拉，以至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都在复现着这一母题，贯穿其间的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发展和形成的人本精神和民主意识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嫦娥奔月这样美丽凄婉的故事；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作用下，古代文学中虽有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为生活原型的故事，但多置于引诱和被引诱的模式中加以表现并或隐或显地冠以“淫奔”的道德批判的帽子。直至“五四”新文学开始，妇女解放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如一面旗帜飘扬于世纪之初的文学天空，女人们的出走才被赋予从西方文化中获取的现代意识而加以表现，于是，鲁迅笔下的子君、茅盾笔下的梅行素、叶紫笔下的春梅、巴金笔下的曾树生等等女性形象，作为“中国的娜拉”，在新文学的人物画廊里焕发着永久的光彩。无论是欧洲近代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民主意识、人的解放的光照下出现的出走的女人的形象，都体现了作家主体在文化转型、社会变革或某种文化自身矛盾加剧的时候，对新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的呼唤与期盼，对女性的人格独立、性爱意识和生命自由本质的关注、体悟和表现。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男性作家笔下的出走的女性形象群落的出现，正是在与上述文学传统的深刻精神联系中产生并显示出自身的特质来。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群女性形象都无一例外地属于中国乡土社会，她们堪称为“中国乡土的娜拉”，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出走”的姿态和行为几乎专属于知识女性这一事实来说，这群出走的女人的形象体现了创作主体重塑“娜拉”的意图，这一意图又是激发于时代精神的感召。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以空前的迫切和强力，冲击了积淀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之痼弊的乡村社会，既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因之而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出走的女人的身影里正透露了此种变化的最富于感性的讯息，她们的出走标志着农业村社凝滞坚固的家庭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土壤的大幅度松动乃至崩塌。 “人的行为常常是自我经验与人的社会角色期待之间不断冲突的结果”，①出走的这一行为选择正是女性自我经验对既有的社会角色期待的抗争性表现，抑或是说，正是在这种抗争性表现中自我经验明晰起来，展示出来；这既有的社会角色期待实际上联系着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被规定应奉行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准则，在这种严格限定的社会关系之外，妇女的“自我”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五四”以来的中国反封建运动和民主政治革命，虽然动摇了这种对女性的规定，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远远没有消除，而是流淌在乡土文化的血液里。当八十年代作家们从昔日政治权力话语构筑的女性解放的神话中走出，以更为自觉的现代意识和文化意识去看取农村妇女命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五个正值青春的女子在现实生存的极度压抑下走向美丽而神秘的死亡（叶蔚林《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我们看到了蓝花豹在他设的愚昧陷阱中无望的挣扎、身心的畸变与破碎（谭力、昌旭《蓝花豹》），我们看到了彩芳的青春和生命惨烈地吞噬于宗法专制的魔影（朱小平《桑树评记事》）……而八十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更为全面、深刻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无疑给乡土社会里传统文化浸润下的女性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它不再是简单地诉诸政治革命、经济翻身或观念更新，而是渗透在文化整体的松动过程引起的生活变动的丰富感性之中。因而作家们通过这些出走的女性形象的创造，表现出对生活变革和文化演进的感应与期待。令我们注目的是，这些女性获得了在传统文化框范中不可设想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感。黑氏“先前以为女人离开了男人，就是没了树的藤，是断了线的筝，如今看来，女人也是人，活得更旺实”；邹艾喊道：“只要男人们分一半，凭啥只给我三分”；香香责问：“我就应该受作贱？受了作贱，又都是我的罪？”古华的《贞女》中桂花姐的抗争也同样在展示着自身作为人的存在，并且预示着走出爱鹅滩上百年前（应该是几千年来）青玉们的命运阴影。应该看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感的形成，正是这些乡土女性走出原有的生活怪圈和文化囿限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