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新感觉派文学在中国的出现有着一定的必然性，那么，这一文学流派中的几位代表作家能走到一起，却有着许多偶然性。他们本是分处四方，各奔前程，只因在文学创作中为寻求新的路径，变换写作手法，逐渐趋于同一的方向了。在人生的某一时间阶段内，他们由于艺术眼光、审美趣味及其社会意识、生命体验等方面的接近，而产生了一些私谊。密切的交往和文学风格上的类似，自然会使人们把他们看作是一个自觉的同人社团。但是，既然世界上每一片绿叶都不尽相同，更何况一个个活生的人、一个个崇尚创作个性的作家呢。所以，在把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三人作为一个流派整体，予以论说之时，我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不同。至少在介绍这一流派的形成之前，先确立起这一意识，是有必要的。 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在没有集结为一个流派时，分别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的家庭背景、文化教养，以及性格爱好等都有着许多个体差异。这虽然没有妨碍他们一度成为志同道合者，可还是决定了他们不尽相同的文学创作道路，甚至最终也因之而决定了他们的分流和散伙。正是鉴于这一想法，我在研究这一文学流派时，先把眼光朝向了他们各自的早年生活情况。 刘呐鸥生于1900年，祖籍台湾省台南县新营，原名刘烂波。他自小生长在日本。二十世纪初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已从封建社会脱胎而出，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空前繁荣。而大正时代（1912年起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出现了“大正民本主义”和“大正自由主义”，艺术观念上随之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当时兴起了民艺运动，即希望从民众日常生活的杂器中发现美来。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更是方兴未艾，得到许多人的应和。①大正时代又恰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期”，产生了许多名作家，丰富多彩、风貌各异。从自然主义小说到唯美派文学，从“白桦派”运动到新思潮派文学。乃至更具日本文学特点的心境小说或 称私小说，均在这时期纷纷登台亮相，热闹非凡。②推想起来，刘呐鸥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多少会受些影响。在种种的文学性刺激下，大正时期崛起的日本新感觉派显然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日本的左翼文学亦有较大的发展。直至昭和时期（1926年起始）左倾的作家和作品在日本颇有声势。这对于正处在求知求学阶段的刘呐鸥肯定也会有所作用。他曾在东京青山学院攻读文学，又是毕业于日本应庆大学文科。他的文学修养和爱好，就在那时逐渐得以形成。刘呐鸥的日语能力自不待说，其英文也很好，而日本翻译界又素以“快、多”著称。这使他既能够直接阅读一些文艺作品，又可以凭借译文广泛涉猎西方新近出版的各类书刊，及时了解世界文学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对于象征主义，印象派、未来派、表现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新潮的文学流派，他自然会在不同的程度上给于关注。这样，他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中，形成了他一定的文艺观念。也对他日后的创作方向作了一定的导引。 刘呐鸥的家庭大概也是比较富裕的，他出入于被视为“上等、体面”的社交圈子，往来于一些绅士淑女之间，这种生活内容及生活情调，肯定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成为他写作的库存。并大致划定了他小说的题材范围。优越的生活条件既保障了他多方面培养自己文艺情趣的需要，能大量地购置书籍供其随意阅览，从中寻找新鲜和奇幻。但也让他耽于享乐，厌烦艰辛的探求，难以执着。他的创作激情之所以会那么快地就消失殆尽，似乎和这种性情也不无关系。刘呐鸥对电影艺术的爱好，也是在这段生活中养成的。切割交潜的蒙太奇手法，和富有刺激性的声、电、光、色，对他的生活和创作都曾构成了一种特色性内容。他的小说中常有色彩感和动态感，其实正运用了不少电影的表现技巧。而刘呐鸥的人生风景则在不断的切割交替中也变换着不同的色彩。 二十年代中期，刘呐鸥带着大量日本出版的文艺新书，来到上海，进了震旦大学法文班，并结识了先他进入该校的施蛰存、戴望舒、苏汶等人。由于大家都热衷于文学创作，很快就一起酝酿，创办了《无轨列车》半月刊。刘呐鸥因有家资的支持，拿出了许多钱办起“第一线书店”。从此他便开始了一段文学生涯。 施蛰存生于1905年，原藉浙江杭州。其父是清末秀才，担任过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文牍，后在松江任织袜厂经理，算得上是个白领阶层的人了。③父亲在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给过施蛰存一些影响。这从施蛰存小时的做诗习文上能看得出来，八岁前，施蛰存在苏州醋库巷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一会稽籍的保姆常和他坐在庭园内的桂树下，教他琅琅上口的山歌，“历匝月弗穷”。④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熏陶，给幼时的施蛰存以许多精神的育养。但在这童年，施蛰存“也好象担负着什么人生的悲哀”，因为“没有小伴侣”，“一向生活在孤寂中”，幽晦的鸦鸣也使敏感的他生出几份感伤来。⑤《上元灯》一集中的感伤气息，似可追寻到这一儿时的情感体验。 施蛰存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现松江二中的前身）读了四年书。那个学校的师资极强。几个国文教师和英文教师，给施蛰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中的文风很盛，但施蛰存在同学眼中，文名算是高的了。⑥有人给施蛰存当时做的一首旧诗，批上了“神似江西”四字，使他倍受鼓舞，起了“做诗人的野心”。⑦施蛰存此时偏爱李长吉诗，还模仿了不少李长吉似的险句怪句。可见，施蛰存后来想在小说创作中独辟蹊径其心理动因，实可追溯到这时来探讨。 新文学兴起后，施蛰存反复研究了新诗，但对胡适的白话诗不以为然，对郭沫若的《女神》颇有好感。此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登载了俄国的小说，这引起了施蛰存创作小说的兴趣。于是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投向了《觉悟》、《礼拜六》、《星期》、《半月》等刊物。有的居然被发表了，这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从这时逐渐地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