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深圳十五年来的文学创作并预测其发展走向，是深圳文艺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作大略的探讨。 一、文化转型：深圳文学的人文背景 作为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深圳，实质上就是最早进行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地方。对深圳所处的人文背景和“文化转型”的基本因素，可表述为：窗口式的地理环境，移民式的人口结构，混合型的经济结构，过渡期的社会结构。因这些因素，深圳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最活跃的一个地带，具有地缘和人缘两方面的优势。先从地缘优势来看，评论家余秋雨把深圳放在当代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来考察，认为“当代世界为儒家文化、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三大文化板块相互冲撞所困扰，而深圳却是一个难得的文化缓冲、文化和解之地，是一块三大文化板块都为之留出了一定空间的‘三角地’，其文化环境疏松、可塑性很强。这种时空背景适合于以开放、探索、创新为特征的青春型文化生长。”（《深圳特区报》1994年11月25日）此说颇有见地。深圳作为连接内陆与香港的边缘地带，由于远离中原，既不象内陆地区那样有博大、深厚的儒家文化的积淀，亦不象香港那样长期承受西方文化的渗透。这种既不同于内陆又区别于香港的“松软地带”，便为新质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从全国文化格局来看，由于深圳最早踏入工业文明的门槛，最先进入文化转型的实践（试验），使特区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意义不在于它的地域性，也不仅仅是一种题材优势，重要的是它的现代性。“深圳的今天，是内地的明天”，深圳的文化转型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进行的，也就是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文化的跨越。这种“现代型文化”包括它所反映出来的新文学观念、新的审美方式，也包括它所表现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新型人格等。这些富有时代色彩的东西是植根于深圳这一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中的。在这独特的人文背景中，将会创造出一套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特区文学的价值所在。 再从人缘优势来看，深圳是个各地移民共处、多种语言混杂、新风旧俗渗透交叉的城市，当代改革飓风刮来的知识分子和民工南下潮，使深圳成为“藏龙卧虎之地”，一批崭新的、朝气蓬勃的作家正随着特区的繁荣而渐渐崛起，有自己独特的构成特色。这里有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他们凭借对故土的挚爱和对文学追求的执着，勤奋耕耘，各有成就，当之无愧地跻身深圳文坛，引起了文学界的注目。 诚如深圳的人口结构是以移民为主，深圳移民作家也是这里文学队伍的主体。 大批外来作家带着中原塞外、西北江南的各种文化，投入深圳特区文化的熔炉当中，萌生着具有开放、探索、创新的文化品格，表现出深圳文学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文化转型给深圳作家们展现了一个社会变革异彩纷呈的崭新世界，呼唤深圳作家在这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深圳特区，也向它的文学提出了一个历史的使命——为推动全国的文化转型作出自己的努力，这就是深圳文学所处的人文背景。 二、新的人文精神：深圳文学体现的文化观念 进入市场经济后，文学的审美取向和批评标准是否应该有所改变，是否要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制度产生新的审美取向？笔者认为，探讨文学发展应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观照。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谁也不会抱怨的。（《生活与美学》）所以，从深圳的创作实践来看，建立一种与新文明相适应的人文精神是需要的。 综观深圳文学十五年的创作实践，能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并引起“轰动效应”的，我认为大致有三次。而这三次“轰动效应”的冲击波，恰恰是来自深圳作家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张扬！ 第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刘学强有关特区青年更新观念的纪实体散文，着力弘扬“敢为天下先”、“应做就去做”、“无功就是过”等新观念，显示出开放之初特区生机勃勃的时代风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读此类作品，宛如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是处在文化转型期的深圳作家心灵的呼唤，在内地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青年报》为此特辟专栏，组织全国青年开展对“深圳新观念”的讨论。内地许多热血青年，就是读了刘学强这类“新观念”的文章（后结集为《红尘新潮》，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毅然南下投奔深圳的。尽管评论界对《红尘新潮》没有给予关注，尽管作家本人也在尔后从事小说、影视等多种题材创作并颇有收获，但我坚持认为，从文化视角看，或从深圳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刘学强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仍是他那本薄薄的《红尘新潮》。 第二次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当内地“寻根小说”蔚为大观之际，刘西鸿的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以文化观念上的陌生感与超前性，引起了文坛的惊讶与亢奋。作家把希望的目光投注到经商品经济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身上。主人公在特区较为平等、自由选择的天地中，以“人不可改变我”的自信，去追求独立的个性意识。作品以新颖的叙述语言，“一种毫无牵挂的洒脱、一种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引起了关注，揭示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在崛起，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在整合、构筑。这种新的人文精神与新的人际关系，使人再不把自己当作仅是政治、历史、文化的动物，而同时也关注自己的实践利益，讲求礼俗、宽容，而不太关心形而上的精神痛苦与折磨”，“崇尚一种创造性的美，而不仅仅以自然为美”（钟晓毅）。如果说，“寻根文学”体现了丰厚的民族文化传统，表达了人的某种深层的寻根愿望和怀旧情绪，那么，《你不可改变我》则是在雕刻着未来的民族灵魂。作品发现并写出一种“及时发光”的价值观、以及“不可改变”的变化着的个性，预示着整个中国的文化变革正是孕育在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与骚动之中，体现了刘西鸿对特区生活敏锐的感知力。作品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并拍成电影《太阳雨》，在省内外掀起一股“刘西鸿”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