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文化视角考察京派小说的创作主题。认为，对生命的思考、探索，是京派小说创作的出发点。这一创作主题是对五四文学主题的承续和发展。京派小说创作崇尚力的美、粗粝的美是一种健康的生命的表现，而对文明社会里“道德”对人性真情的压抑、“道德”面具背后的堕落以及对人格的麻木，则给予了悲悯的描述。 关键词：主题 生命 原始的生命形式。 一、承续一个未完成的崇高的主题 “五四”时代，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潮中，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思想也随着各种社会、哲学思潮涌入窒息已久的中国大门，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反封建思想的重要武器，因而人的主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也构成了包括京派作家在内的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所致思的生命问题的主要内涵。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他们对生命思考的全部。中国农业文化中固有的民主性精华，诸如重视人的道德情操、向善抑恶的伦理观念、正直诚实的做人标准、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这些传统的伦理之情也渗透进来。此外，在国家民族濒临危难的紧急之秋，中国“士”阶层心理中固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群体心理与精神取向也时时规范着那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因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个性的张扬，决不会超出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个体意识”也决不会真正压倒群体的使命意识、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综上所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京派作家）所思考的生命问题的精神渊源有三：其一，“五四”时代涌入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西方思潮；其二，中国传统的伦理之情；其三，积淀于“士”阶层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关心国是民瘼的责任感。 人的主体性、人的生命价值等问题，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鲁迅、梁漱溟、陈独秀、郭沫若等都进行过艰难的探索。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的“群治”说，孙中山的“陶铸国魂”曾给“五四”一代理智的启蒙主义者以有益的启示。早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之时，鲁迅就致思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三大问题，并在他的《呐喊》、《彷徨》中以艺术的方式对此进行过广泛深入的开掘。陈独秀在他的《敬告青年》中也提出了“自由自主之人格”的理想。郭沫若更是把维特、雪莱、拜伦作为青年的理想范式加以推崇。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国民性中的十大缺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戊戌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所思考的问题由此形成了贯穿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大基本主题：表现理想的人性与揭露、批判国民的劣根性。 近现代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文化改造命题，的确已经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社会的文化心理问题。但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这些“精神界战士”再也很难以足够的精力深入思考文化意义上的彻底变革，他们大都放弃了原来的探索而转入以笔墨作刀枪的斗争。特别是“五四”一代如陈独秀、郭沫若等更很快投入实际的政治、军事斗争。“指归在动作”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的主体倾向。三四十年代，尽管老舍、曹禺、张天翼、肖红等也继续过文化批判的探索，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或从政治层面对腐朽的制度展开批判，或塑造工农大众的群像，描写他们的阶级使命、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捕捉他们身上的民族新性格，很少有人继续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国民心理进行开掘。因此，在救亡与启蒙矛盾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戊戌”、“辛亥”、“五四”三代知识分子提出的两大问题并没有交出完满的答卷，便中途停滞下来，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再思考的难题，成为了未完成的崇高主题，历史就是这样别无选择！ 而以沈从文为首的京派作家则继续着对生命的思考，构筑和重塑一种全新意义的国民性格，批判和改造国民的弱点。对于民族性格的重造，他们不是把视点投向在解放战争和民族战争中成长的新人，而是在一种逆向的文化思维中，在古风犹存的乡村和下层市民社会中挖掘健全的人性和美好的人情；对国民性的批判，他们也不是把笔锋重点指向奴性的“阿Q”精神，老大的中华儿女的心里积垢，而是将目光转向城市上层社会，着重批判他们身上虚假的文明。沈从文的最高理想便是在存在着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对峙的乡村中国世界的描写系统里，“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建构一座“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人性”的“神庙”。①京派其他作家不同程度地都从城乡两面或其中一面来支持着沈从文建立的这一艺术世界。废名、汪曾祺补充着沈从文的乡村图画，他们提供的也是一个迥异于城市人际关系、伦理标准、生活理想的乡村社会；凌叔华、林徽因、萧乾这些“都市里的乡村人”与沈从文一道进行着城市文化批判的艺术努力，在对城市家庭内部的人情、亲情关系和上、下层社会文化冲突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中，表现了京派作家一致的精神指向。 二、健康生命形式的礼赞 在京派作家笔下，健康的生命形式首先表现为一种人性美。这种美的人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曲热爱生命的赞歌。当我们随着“砰”、“砰”、“砰”的打油声和嘹亮的号子声翻过层层山岭，淌过道道清溪来到化外之境的湘西世界、鄂东世界与苏北世界，在我们眼前生活着的是一群坚韧、倔强、生命力极盛、雄健、强悍、活泼、纯洁的“乡下人”。他们活得庄重但又那样任意和潇洒。沈从文在他的小说《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阿黑小史》、《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虎雏》、《柏子》、《旅店》诸篇中，汪曾祺在他的《受戒》、《大淖记事》中，以诗化的背景，米开朗基罗的刀法，雕塑出了一尊尊大卫般的男人和嘉尔曼、爱斯梅哈尔达式的女人，从他们身上阅读者可以读到一种原始的生命形式。健康的肉体、美丽的外貌、纯朴的心灵、不拘小节的举止、朝气蓬勃的精神是这种生命形式最突出的标志。我们来看两段描写。“这里的姑娘媳妇也能挑，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也不比男人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