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指出，中国第一次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六朝时印度佛学的输入，第二次则是从晚清开始西学的输入。从文化的输入、吸收以及同化程度看，我们现在仍处于第二次大规模输入过程中，其间“五四”时期与新时期是两大高潮，尽管之间存在断层现象，但其精神实质仍是一脉相承。异质文化的侵入引起中西文化大规模的现代冲突，使中国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胆怀疑。情感态度的转变、理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中西文化价值的现代比较都逐渐将人们的目光导向文化本体的深层解剖及此基础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贯通，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融汇。这个过程至今仍未结束，西方文化处于显著的优势，悬殊的中西文化落差仍未消除，丰硕的文化果实是展望而非现实。 一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可溯源于1976年的天安门古诗文运动，其开始标志是“伤痕文学”。文革结束至今，文学创作的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现实主义阶段。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创作主要遵循现实主义的路子，无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都奉行“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力图振兴被扭曲的现实主义，把文学转到传统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来。初期的文学体现出回归特点——回归到50年代。在此阶段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开始了继“五四”以来的第二次输入。八十年代初兴起以艺术新表现形式为特征的新探索。在电影界，《小花》、《生活的颤音》运用意识流表现手法，《苦恼人的笑》运用荒诞技法；在戏剧界，宗福先、贺国甫的《血，总是热的》，贾鸿源等人合作的《屋外有热流》，借鉴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手法，实现表演区自由转换的戏剧组合方式；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采用“冰糖葫芦式”的结构；在文学界，有王蒙、茹志娟等人的意识流小说。在这些探索作品中包含了许多西方现代主义的因子，主要表现在形式技巧方面。 （二）现代派的高潮时期。经过五年多的积累，1985年、1986年形成了气势汹涌的中国现代派创作浪潮，如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新生代”的诗歌，话剧《野人》、《WM（我们）》，电影《黑炮事件》等。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从形式技巧扩展到思想内容方面，出现了一大批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点像模像样的现代派作品，但是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当时与现代派文学平分秋色的是寻根文学，而寻根文学也受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可见当时现代派锋头之健。在这段时期，后现代主义因素已崭露头角。 （三）现代派的自觉内化时期。1986年以后一直未出现像1985、1986年一样明显的高潮。从表面看文坛显得有点沉默，然而沉默的背后蕴藉着成熟与自觉的内比。如何对西方现代派进行中国化的思考在进展之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几乎或多或少融入了一切作品。在继刘索拉、徐星等人之后兴起的后新潮小说以及王朔的作品中可以见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新写实小说同样体现了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借鉴，并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目前仍处于内化时期，文学正向着古今结合、中西合璧的方面艰难行进，试图建立融汇异质文化的民族新文学。这样的内化吸收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对新时期文学的下限，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必太早下结论。原因有二：1.对文学史进行分段的依据应当是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新时期文学有一个精神贯串始终，那就是吸收外来文化建立民族新文学，这个任务尚未完成，新时期文学又岂可轻言终结。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的产生意味着新时期的结束，其实未必，其产生只是异质文化自觉内化的积极尝试，并未达到建立民族新文学的预期目标，新写实小说比起之前的作品来，是现代派进一步中国化了，而并非最终的结果。在新写实主义之前为新时期打下句号，就人为地割裂了一脉相承的潮流，未免唐突。2.对新时期文学的划分由于时距太近，缺乏必要的时间积淀与视点高度，所以过早下结论容易流于武断。 二 西方当代美学与现代派作品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从形式技巧方面逐渐推进到主题、题材与思想内容范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国古典文学一向有锻字炼句的作风，讲求语言的凝炼、敏锐、奇特、色彩与弹性，并讲究境界。“五四”新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由于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将文言的精华一并抛弃，使得语言白之又白，全然失去色彩与韵味。同时，又因为学习西方，语言的恶性欧化现象极严重。语言革命一开始的路子就不对，从后一直在欧化与太白之间摇摆。旧疾未除，建国后又片面提倡民歌风格，使语言苍白平乏，文革时期陈词滥调更是充斥文坛，语言的艺术性所剩无几。朦胧派诗人首先起来对语言进行改革，他们大量运用象征、隐喻、寓意、暗示等手法，使民族语言重新获得生命力。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痕迹。这些朦胧派诗人未必有意去学习西方诗歌的语言技巧，但无意中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革新发生相交，不能不说这是文学的一种潜交流。八十年代初兴起的意识流作品更为语言提供了新感觉、新节奏、新搭配与新排列。这些以及之后的种种在外来影响下进行的形式上的尝试为文学提供了全新的表现因素，艺术开始回到自身形式存在的根本问题上来。 为什么西方的影响先是表现在形式技巧上而不是思想内容上？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一直奉行的是“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论观点，没有处理好文艺的本体位置，忽视并抹煞了文艺的审美特性与特殊规律，使文艺沦为政治的附庸。政治的倾向太明显必会限制文艺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对象。1980年“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提法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观念，文艺的本体位置逐渐建立，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但是观念上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旧观念对文学的表现对象、表现内容无形中仍起着限制作用，新的批评体系尚未建立，旧的一套批评体系对新出现的事物往往采取攻击，而不是扶持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作者还是批评者很少有足够的容忍力与勇气在内容上进行全新的改革。思想观念方面的变革总是一点点渗入的。所以，形式显然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即使如此，形式技巧上的改革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朦胧诗的出现引出了新时期文学中一场最广泛，最持久的理论大战，意识流小说的出现同样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其次，十年文革摧毁了原来的精神家园，新价值观的构建以及再破坏带来的绝望与孤独，现实状况引起的心理失衡与忧患意识，和其它种种情绪都成为全新的表现对象与表现内容。传统的形式技巧与语言不能很好表现这些东西，所以内容的发展对形式的革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西方艺术形式的借鉴就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