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文学从意识形态中心退居边缘，是文学在更为本真意义上的复归，文学能够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所谓“文学危机”说，来源于对文学复归本位现象和社会转型期的不适应，是一种对文学的误解；文学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商品大潮冲击下的必然现象，它能使我们理清文学、作家的一些基本含义和关系，把握时机，促进文学的更加繁荣。 【关键词】 当代文学 文学危机 机遇 发展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曾经历了从失落到复归的过程。17年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光芒耀眼，成为召唤民众的旗帜，及至文革，文学走向自身的反面。文革结束，使文学从磨难与耻辱中解脱出来，逐渐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并以其敏锐、深刻的笔触，又一次充当了社会和民众的代言人的角色，其时文学的轰动效应令人慨叹。可是，文学进入80年代后，悄悄地失去了轰动效应，人们不会再为一篇小说、一首诗歌而激情难抑，奔走相告。文学怎么了？作家感到彷徨，评论家感到迷惑，一时间，关于文学危机的话题不绝于耳。文学真的是处在危机之中了吗？ 一 评估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最好的方法不是先从某一既定的观念入手，而是客观地总结文学创作实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变动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远未结束。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当然不能脱离这个时代而生存和发展。正是社会现实生活，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如果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遵循的是一条现实主义路线的话，那么，其后的文学发展则展现了空前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各式各样的实验、探索层出不穷，各种文学样式的创作也丰富多彩起来。始自80年代中期的新时期文学，我们常常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其中心思潮。以小说创作为例，先是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繁盛，后有改革、寻根小说的兴起，继而又有先锋、新写实的崛起，从而形成小说创作的清晰的脉络，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加以把握和归纳。而且，从文学样式来说，在80年代，中短篇小说独执文坛牛耳，最充分体现了文学的风貌成为文学的骄子，确是“览中短篇而知天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的发展进入了又一阶段，理论界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虽然对这一界定尚有争议，但文学确实是不安于已有状况了，它左冲右突，极力恢复和扩大自己的领域，展示自身应有的多样性，在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追求的更迭与兴起中，人们习惯把握的文学中心思潮现象已不再继续，作家们的想象力和自由度得到发挥，在一定前提下，几乎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叙述语言挖掘生活的底蕴，展示生活的本相。主流不见了，作家们充分发挥个性，按照不同的创作方法，都在试图吸吮生活的源泉，壮大自己的声势。在中短篇小说继续拓展领域的同时，其它文学样式不甘湮没无闻，而是继续加重自身的份量。纪实文学保持优势，以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继续吸引着大批读者，题材不断扩展，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所有热点问题，从前些年的《无极之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沂蒙九章》，到近年的《中国证券潮》、《中国股市风情录》等，无不引起或大或小的回响。散文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骤然红火起来，继80年代一批文坛宿将以厚实的生活体验、丰富的经历、老道的文风成为散文创作的中坚，如巴金、孙犁、杨绛等，而后一批资深作家如汪曾祺等，也纷纷在散文创作中大显身手，中青年作家如唐敏、贾平凹、舒婷等也在散文创作中有所建树，而余秋雨更是异军突起，他以其散文集《文化苦旅》，获得了海内外读者的激赏，有评论称之为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里程碑。散文热的出现，使当代文坛增添了宜人的情趣和轻灵的律动，其中透出的迷人的旨趣，醇酒般的厚味，吸引了广泛的读者。中短篇小说势头不减，“新写实小说”进入90年代，仍保持继续发展的态势。“新写实小说”意味着向现实主义的又一层次的掘进，它强调写出生活的原生相，出现之初就由于直指生活的“本真状态”而与大众生活产生契合而大受欢迎。然而，一味的重复必然使读者失去兴趣，于是一批作家又打出了“新体验小说”的旗帜，强调以亲历性、纪实性、可读性、体验性和感情的鲜明性为创作原则，开拓小说创作的新层面。与此同时，“新状态文学”概念的提出，形成呼应之势，似乎在意味着文学的又一次进军。在小说创作中，“长篇现象”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进入90年代，长篇小说一时佳作迭出，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篇幅恢宏的《战争和人》、《长城万里图》相继推出，陕西作家推出了《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废都》、《八里情仇》，山西作家亦推出《旧址》、《真迹》等，上海、北京作家也相继推出《女巫》、《四牌楼》等数十部长篇，在社会上，在读者中都产生了久违的群体反响。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背景下，有人曾断言人们无暇阅读长篇，“长篇现象”的出现，当是一件令文坛欣慰的事。从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和所体现的情趣上看，也是各色纷呈，有的表现历史文化的厚重，有的充盈娱情山水般的闲适，有的展示了追求的执著和痛苦，有的则挥洒市井的调侃和谐谑，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映现实或历史，以充满个性的审视角度观照生活和人生，一些陌生的题材成为作家们争相关注的对象，以海外生活、留学生生活等为内容的文学作品一时畅销，成为阅读热点。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爱好的读者拥有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他们仿佛在一个品种繁多的市场上，可以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选购“商品”。 从以上简单的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今的文坛并不沉寂，相反却是一个颇为热闹的局面。从文学创作实绩出发，可以认为，文学进入90年代，继续在多元化趋势上发展，艺术追求上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短篇、长篇、散文、纪实文学等——收获颇丰。更值得注意的是，纯文学期刊的订阅量升幅可观，一改过去几年的颓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的文学状况作乐观的评价。 二 所谓“文学危机”说，实际是一个很偏狭的概念。在绝大部分场合上，此说只是指“纯文学”或“严肃文学”而言。而“危机”则主要是指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文学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出现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品质的“丧失”，以及作家队伍的分流和“纯文学”期刊等销量的下降等现象。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物质与精神、经济与人文、商品意识和精品意识等这些在过去不成问题的关系，日益显示出既矛盾而又统一的特性。在传统文学观念看来，这一切发生了错位，文学仿佛一下失去了理念上的依托，不再是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领域中独领一方风骚的骄子。它受到了诸多非文学因素和人们观念、审美需要转变的挤压，一步步从意识形态中心退到边缘，昔日的辉煌难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是，如果将此视为“文学的危机”，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很容易发现，这种看法实际表现了一种对文学的误解和认识上的片面性。 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的话题，已被争论很久，难有定论。然而，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以载道”的观念一直是被视为正统，或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文学的“误情”作用，则在倾向上是予以排斥的。这种将文学功能简单化的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曾屡屡被强化，文学被赋予太神圣的，也是太沉重的使命，它要教化社会和民众，甚至成为政治的宣言，一步步走入神圣的殿堂，最终被搁在祭坛上，让人们去膜拜。这本是文学的不幸，但因为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便难以一下得到更改。新时期文学发展之初，文学由于契合了政治需要，也由于泻泄了民众积压的情绪，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这种轰动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并非文学本身必须具备的特质。但是，这种现象却容易使人养成一种思维定势：即文学本该如此，反之，则是文学的失落和失重。这种偏狭的观念有意无意地排挤着文学满足读者审美需求和陶冶精神情操的基本功能。 时代发展到今天，使文学有了能够按照自身特点发展的条件，文学从圣殿的祭坛上走下来，回到应处的位置，这未尝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次，也是更为本真意义上的复归。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又和文学开了一个玩笑：当文学回归应有地位之时，社会已急剧变动起来，社会机制、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需求都随着社会的转型而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纯文学”乍从圣殿回到人间，便发现被俗文学，甚至是档次和品位均不高的俗文学抢了先机，吸引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读者，消遣性的文学大行其道，读者的阅读兴趣大不同前。面对如此巨大的转变，习惯的思维定势显然难以适应，“纯文学”的危机感便油然而生。究其实质而言，所谓危机感，应该说是一种由于社会转型而产生的不适应感。习惯了文学的轰动效应，总认为文学最神圣，最伟大，自然难以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冷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因此而断言文学已产生了不可挽救的危机，那就未免过于戚愤，对本属正常的文学复归本位现象过于敏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