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50年来，正义的人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这场世界大战——也是人类空前浩劫的反省与思考。在胜利纪念日到来的时刻，这种思考和反省将变得更加集中、真挚和深沉。 毫无疑问，关于二战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早已“汗牛充栋”。近几年来，因为纪念活动的契机，有关史料和历史研究成果大量出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背景，更促使了作品竞相涌现。这一点，和前苏联几次卫国战争文学的繁荣很相似。另一方面，目前的创作成就也是建国以来革命战争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文革”前17年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着眼于我们党所领导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表现日寇凶残的同时，更突出的是表现抗日军民的英勇气概、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及斗争智慧和乐观、必胜的信念。如《烈火金钢》、《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以及电影作品《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枪声》、《小兵张嘎》等等，产生过极为广泛和巨大的影响，陶冶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少年。“文革”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革命史传文学出现了多彩多姿的崭新景观。首先，是对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的揭露，如《南京大屠杀》，对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引起强烈的震撼。同时，对抗日战争中其他一些重大事件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艺术描写，如报告文学《中国大空战》、《大国之魂》、《中日、缅甸大角逐》、《丙子“双十二”——西安事变》，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及电影《血战台儿庄》等等，使人们更完整地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貌和客观的历史进程。再者，着眼于战争对民族文化精神和生命情感的影响，产生了《黑太阳》、《季节桥》、《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军歌》等中短篇小说。 渐次而来的文学嬗变，引发了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出版与创作的繁荣，最终汇成了汪洋恣肆的文学潮流。《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凡50卷，3000余万字，收录3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位作家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堪称“二战文学”的中国之最。此外，多卷本的《大后方文学书系》、《解放区文学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二战全景纪实》、《二次大战风云录》等等也都颇具规模。报告文学充分发挥了“轻骑兵”的突击作用，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艺术表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除了对以往多见的题材进行了新发掘，还对诸如“粤琼抗战”、“抗日时期国共关系”、“卢沟桥事变”、“东北抗联”、“牺盟会”、“武汉会战”、“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华侨抗日”、“湖南会战”、“国际志愿者”、“审判侵华战犯”等等专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文学再现。 在这个领域，小说创作取得了更为引人瞩目的成就。全景的“编年体”式的长篇巨制出现了。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尔重八卷本的《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六卷本的《长城万里图》和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系列长篇。这三部皇皇巨制的作者都是年逾古稀的老同志，他们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备受侵略掠夺的屈辱历史有着比寻常人更多的切肤之痛。对战争又有着深切的亲身体验。这使他们的作品具备了较大的自然优势。他们在著作的前言后记以及自白性的文章言论中，都表明过一种记载历史、警示后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的读者历来习惯于把小说作为“信史”或“百科全书”来阅读，这些小说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抗日战争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这些作品，与一大批出自中青年作家之手的抗战小说（主要是中、短篇）交相辉映，无论是对战争本质思考还是对战争历史神韵的艺术把握，都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对于从事战争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首先必须作出的，是对历史发展主流、战争本质的正确的价值判断。战争历史浩瀚无边、暗云密布，一旦逝去便永远也无法完全复制。每一个试图穷究它的终极底蕴的智者都会体验到一种永恒的“坦泰卢斯式的痛苦”——可望不可即。然而正是在这里，恰恰给文学创作留下了无限的创造的空间。《新战争与和平》抒写了从“九·一八”事变后到“八·一五”日本投降15年间神州大地上苦难深重而又是如火如荼的历史场景，几乎写到了抗战期间所有（包括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贯穿小说的主要人物刘本生由一个普通的关外流浪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军的高级指挥员；而另一个贯穿人物，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则被送上了断头台。历史的巨澜和普通人物命运的双重关心，综合而成了作者既是战争的亲历者，又是战争本质思考者的同一性。进而表明，作者对这场战争的信念和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和个人感知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怎样表现历史画面的波澜壮阔，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人物命运的坎坷曲折，都始终牢牢把握住了战争进程的真正动因和本质所在：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是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日本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罪魁祸首；正义的力量战胜邪恶的势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是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侵略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中坚力量。历史一再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再一方面，战争的最终胜利，固然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团结战斗的结果，但中国人民同样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鲜明的立场和“理念”是从作品的情节、人物、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作者并没有拘泥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大量的细枝末节，而是立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宏观进程，站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命运和前途的高度，看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际反共势力的消长变化，“以史为镜”地对战争与和平的重大课题进行感悟和认识，使爱国主义的题旨和内蕴在具体形象的叙事描绘中显得鲜明而集中，也使“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马恩选集》第4卷第343页）得到了比较好的融合。作品由此产生了一种风云之气，浩然之气。
